向中国人脱帽致敬 钟丽思
记得那是十二月，我进入巴黎大学。我们每周都有一节对话课，为时两个半钟头。在课堂上，每个人都必须提出或回答问题。问题或大或小，或严肃或轻松，千般百样无奇不有。
入学前，云南省《滇池》月刊的一位编辑向我介绍过一位上对话课的教授：“他留着大胡子，以教学严谨闻名于全校。有时，他也提问，且问题刁钻古怪得很。总而言之你要小心，他几乎让所有的学生都从他的课堂上领教了什么叫做‘难堪’……”
我是插班生，进校时，别人已上了两个多月课。我上第一堂课时，就被教授点着名来提问：“作为记者，请概括一下您在中国是如何工作的。”我说：“概括一下来讲，我写我愿意写的东西。”我听见班里有人窃笑。教授弯起一根食指顶了一下他的无边眼镜：“我想您会给予我这种荣幸：让我明白您的首长是如何工作的。”我说：“概括一下来讲，我的首长发他愿意发的东西。全班“哄”地一下笑起来。那个来自苏丹王国的阿卜杜勒鬼鬼祟祟地朝我竖大拇指。教授两只手都插入裤袋，挺直了胸膛问：“我可以知道您是来自哪个中国的吗？”班上当即冷场。我慢慢地对我的教授说：“先生，我没听清楚您的问题。”他清清楚楚，一字一句，又重复一遍。我看着他的脸。那张脸，大部分掩在浓密的毛发下。我告诉那张脸，我对法兰西人的这种表达方式很陌生，不明白“哪个中国”一说可以有什么样的解释。“那么，”教授说，“我是想知道：您是来自台湾中国还是北京中国。”
雪花在窗外默默的飘着。在这间三面墙壁都是落地玻璃的教室里，我明白的感受到了那种突然冻结的沉寂。几十双眼睛，蓝的绿的褐的灰的，骨碌碌瞪大了盯着三个人来回看，看教授，看我，看我对面那位台湾同学。
“只有一个中国。教授先生。这是常识。”我说。马上，教授和全班同学一起，都转了脸去看那位台湾人，那位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的同胞正视了我，连眼皮也不眨一眨，冷冷地慢慢道来：“只有一个中国，教授先生。这是常识。”话音才落，教室里便响起了一阵松动椅子的咔咔声。教授先生盯牢了我，又递来一句话：“您走遍了中国吗？”“除台湾省外，先生。”“为什么您不去台湾呢？”“我走遍了大陆，但我无法走过台湾与大陆之间的海峡，先生。不过，待到海峡上搭起桥来，台湾与大陆连成一片的时候，我会‘走’到台湾去的，先生。”“那么，”教授将屁股放了一边在讲台上，搓搓手看着我，“您认为在台湾省问题上，该是谁负主要责任呢？”“该是我们的父辈，教授先生，那会儿他们还年纪轻轻哩！”
教室里又有了笑声。教授却始终不肯放过我：“依您知见，台湾问题应该如何解决呢，如今？”“教授先生，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一人做事一人当’。我们的父辈还健在哩！”我说，也朝着他笑，“我没有那权利去剥夺父辈们解决他们酿就的难题的资格。”我惊讶地发现我的对话课的教授思路十分敏捷，他不笑，而是顺理成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