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转型中的思想突破
余英时
①韩愈一直以来被认为是新儒学的先驱。这种历史观建立得很牢固，以致去证明它的合理性是多佘的，对它提出怀疑则是不明智的。但我们必须对这可靠的观点提个问题：为什么是韩愈而不是别人开始新儒学的突破呢?无疑，在这里要完全回答这个问题是不可能的。以下所能做的仅是概观而已。
②韩愈的突破存在两个密不可分并内在关联的方面，站在反对一面对佛教(和道教)进行批评，站在肯定一面复兴儒家之道。在他那个时代，韩愈主要以反对一面出名，特别是他819年的反佛谏文。吊诡的是，现在的学者一般认为，他对佛教的批评十分缺乏原创性，他所有的反佛言论都可在早期的反佛作品中找到，这些作品始于621年的傅奕上疏。另一方面，从一个严格的哲学观点来看，也经常有人指出，韩愈对儒家之道的探索是不精细和不令人感兴趣的。因此，我们怎么去证明他是新儒学突破的第一先驱者呢?
③我以为，韩愈的重要性既不在于批评的原创性也不在于其哲学上的深刻性，他的创造在于他对反对与肯定两方面的综合。这两方面为新儒学将“入世转向”推入新的历史阶段创造了基础。韩愈清楚显示了一条不抛弃来世而回向此世的道路。引用儒家经典作为杈威，特别是《大学》和《孟子》在他的《原道》和其他文章中试图显示，那些超现实的天理(或天常)最终是为此世的政治和社会秩序服务的。
④在《原道》中，韩愈批评佛教的“治心”是为了“外天下国家”，并以儒家“正心”作为最终“平天下”的精神基础来进行抗辩。表面上，似乎他想在“心”的培植上直接对抗新禅宗。但事实上，那只不过是变形的模仿，因为完全相反的对抗也是一种模仿。
⑤在韩愈的《师说》中，禅宗影响的痕迹最明显不过。在他那个时代，普通的儒学教师一般被轻视，这在柳宗元和吕温的作品里可充分证明。因此，韩愈很清楚，除非重建儒家师道的尊严，否则复兴儒学将注定失败。与此相反，禅师作为师在唐代后期得到无比的尊敬。十分清楚，韩愈儒家之师定义中的术语“传道”、“解惑”仿自禅师。“惑”甚至可能取自禅宗语言。《师说》中两个更重要的观点也值得评论：第一，文章强调“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这特别适用于像慧能这样的禅师，他不仅地位低贱，而且有些弟子年长于他。第二，文章中含有弟子不必不如师的观`点。这个观`点也有禅宗师徒关系概念的味道，正如禅师灵佑的格言：“见过于师，方堪传授。”
⑥一旦显示出韩愈的儒家之道的再阐述是源于新禅宗思想的流行，许多疑问也就消失了。事实上，他的诗和书信显示，终其一生，他与禅僧们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对他们的精神实践表示尊敬，但并不同情他们对现世的拒绝。无论如何，有证据表明韩愈非常熟悉新禅宗，他欣赏禅宗的教育方法并用到儒家方面来是可能的。然而，他欣赏新禅宗的不是个别思想或概念，而是禅宗突破过程的整个发展范式。为了解扩展重建儒家社会的计划，韩愈将始于新禅宗运动的“入世转向”推向极致。在某种程度上，他为了重建儒家的道统仿照了新禅宗的模式，他寻求完全不同于佛教的超越现实作为现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