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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钱学森
卞毓方
有一次，是在中科院一位朋友的办公室。我去时，朋友在欣赏一卷《钱学森手稿》。我说是欣赏，他眼中流露的正是这样的目光。这一套手稿，分两卷，五百多页，是从钱学森早期的手稿中遴选出来的。 我拿过来翻了翻，与其说是手稿，不如说是艺术品。无论是中文、英文，大字、小字、计算、图表，都工工整整，一丝不苟，连一个小小的等号，也长短有度，中规中矩。钱学森的手稿令我想到王羲之的《兰亭序》，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进而想到他唯美的人格。如是我闻：在美国期间，钱学森仅仅为了解决一道薄壳变形的难题，研究的手稿就累积了厚厚一大摞，在工作进展到五百多页时，他的自我感觉是，不满意！直到八百多页时，才长舒一口气。他把手稿装进牛皮纸信封，在外面标明“最后定稿”，继而觉得不妥，又在旁边添上一句：“在科学上没有最后！”
对我来说，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他如下的几句老实话。回顾学生时代，钱学森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我在北京师大附中读书时算是好学生，但每次考试也就八十多分；我考取上海交大，并不是第一名，而是第三名；在美国的博士口试成绩也不是第一等，而是第二等。”八十多分，第三名，第二等，这哪里像公众心目中的天才学子！然而，事实就是事实，钱学森没有避讳，倒是轮到世人惊讶，因为他们已习惯了把大师的从前和卓越、优异划等号。
钱学森的天才是不容置疑的。麻省理工的学子对他佩服不已。有一回，钱学森正在黑板上解一道十分冗长的算式，有个学生问了另一个与此题目无关、但也十分困难的问题，钱学森起初不予理会，继续在黑板上写算式。“光是能在脑袋中装进那么多东西，就已经够惊人了，”一位叫做哈维格的学生回忆，“但是更令我们惊叹的是，他转过身来，把另一个复杂问题的答案同时也解答出来！他怎么能够一边在黑板上计算一个冗长算式，而同时又解决另一同样繁复的问题，真是令我大惑不解！”
天才绝对出自勤奋。钱学森在加州理工的一位犹太籍的校友回忆：“有天一大早——是个假日，感恩节或圣诞节——我在学校赶功课，以为整栋楼里只有我一个人，所以把留声机开得特别响。乐曲高潮到一半时，有人猛力敲我的墻壁。原来我打扰到钱学森了。后来他送我最新论文，算是对于曾经向我大吼大叫聊表歉意。”
关于归国后的钱学森，这里补充一个细节。你注意过钱学森的履历表吗？他是先担任国防部五院院长，然后改任副院长。这事不合常规，怎么官越做越小，难道犯了什么错误？不是的。原来，钱学森出任院长时，只有四十五岁，年富力强，正是干事业的好时光。但是院长这职务，按照现行体制，是一把手，什么都得管，包括生老病死，柴米油盐。钱学森不想把精力耗费在这些琐事上，他主动打报告，辞去院长职务，降为副院长。这样一来，他就可以集中精力，专门抓业务了。这种胸怀与情操，很少有人能与之匹敌。
钱学森也有着十分粗犷而任性的一面。譬如说，上世纪40年代初，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为一批攻读硕士学位的军官上课。他当年的学生们回忆，他上课总要迟到几分钟，正当大家猜测他今天是否会缺席时，他快速冲进教室，二话不说，抓起粉笔就在黑板上写开了，直到用细小而工整的字迹，填满所有的黑板为止。有一次，一个学生举手说：“第二面黑板上的第三个方程式，我看不懂。”钱学森不予理睬。另一个学生忍不住发问：“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