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这个时代最惦记的隐士
苏东坡有诗：“惟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北京三里河的国务院宿舍区，是杨绛居住了37年的地方。院子外国务院部委云集，院子里满是翻新外墙的脚手架，103岁的杨绛静悄悄地隐身在一片喧闹中。
前几年，院子里的邻居还能见到杨绛，她散步、锻炼，尤其喜爱跟小孩子玩玩。近来，邻居也少见她了。杨绛的“隐”并非因为年岁高了，而是她习惯了。“钱钟书先生在时，他们夫妇就常年生活在这种状态里。”朱虹说，“很难把他们同整天跑这个会那个会，到处演讲的‘专家’联系起来，他们跟这些事一点关系都没有。”
杨绛，一向温厚幽默，但容不得假与恶，尤其容不得对丈夫钱钟书的任何冒犯。去年，她做了一件全社会关注的事——通过法律程序，紧急叫停某拍卖公司对钱钟书、钱瑗以及自己的私人信件的拍卖，并且在今年4月最终打赢官司，获得20万元赔偿。她当然不是为了赔偿，而是为了守护已故的丈夫和女儿。
她静悄悄地隐身，又在静悄悄地影响这个时代。
1938年，杨绛一家三口乘坐海轮，从欧洲回国。她与钱钟书都晕船。一次大风浪中，杨绛突然悟出不晕的办法：船身倾斜厉害，舷窗外，一会儿全是水，一会儿全是天，波动幅度大，人自然会晕；她教钱钟书，不要以自己为中心，而以船为中心，让自己随着船倾斜，这样永远头在天之下，脚在水之上，不波动了。钱钟书照做，果然不晕了。他说：为人之道也如此。
归国后，抗战、内战、“文革”、改革开放……每一次，杨绛都拿出了当年“不晕船”的见识。抗战时期，知识分子大多面临生活的艰难。一部分人在利诱之下做了汉奸，另一部分坚持抗日的，过着颠沛流离、入不敷出的生活。前者杨绛绝不会做，后者杨绛又不能做。钱钟书是书生本色，不擅生计。为了让钱钟书和女儿过稍微体面的生活，她当过中学校长，给富商小姐做过家庭教师，也做过小学代课教员。后来，日本人接管了工部局北区小学，杨绛立即辞职，跟随几个朋友创作剧本，解决家里营生。
1941年，钱钟书回到上海。一天，他对杨绛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你支持吗?”杨绛大为高兴，催他赶紧写，这便是《围城》。为支持钱钟书的写作，杨绛让他减少授课时间，又辞掉女佣节省开支，自己包揽所有家务，劈柴生火做饭。杨绛不抱怨，心甘情愿做“灶下婢”。钱钟书每写完一章，她都先读为快，读完又急切地等待下一章。
抗战后期，物资更为匮乏，杨绛不得不精打细算。比如烧煤，煤球里泥掺多了，烧不着；掺少了，又不经烧。为了省煤，杨绛自己和泥，把炉膛搪得细细的。有一次煤厂送来300斤煤末子，杨绛如获至宝，掺上煤灰自制煤饼，能抵四五百斤煤球。她还负责买菜、洗全家人的衣服。钱钟书的婶婶见杨绛一位千金小姐，在家什么粗活都干，很是感慨，对杨绛说：“你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宣哥(钱钟书小名)是痴人有痴福。”后来，公公病重，问婆婆：“我死后，你跟谁过?”婆婆说：“跟季康（杨绛字季康）过。”杨绛之贤，由此可见一斑。
1998年12月19日凌晨，钱钟书身体状况很不好，医生连忙通知家属。杨绛赶到床前时，钱钟书已经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