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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文章的主要目的不外两点，叙述事实或表达意见。无论是哪一点，文章都应该写得明明白白，让人家看得懂，否则不是白说了吗？但是有些事，作者或不愿说，或不能说，或不敢说，不说又心有未甘，或想留个历史记录什么的，于是遮遮掩掩，转弯抹角。结果是，说了好像没说，没说却又说了一点。那种“既怕别人看不懂，又怕别人看得懂”的尴尬为难，是写文章的人最辛苦的事。
中国有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传统，圣人又以“温良恭俭让”垂教后世，写文章的人左支右绌、欲语还休，主因在此。
三国时代的李密，原仕蜀汉，晋武帝司马炎为巩固政权，拉拢前朝旧臣，召他为“太子洗马”。李密写了封信，说明他不能受官的苦衷，这就是有名的《陈情表》，入选为《古文观止》的名篇之一。李密说：“……生孩六月，慈父见背，行年四岁，舅夺母志……”全靠祖母刘氏把他抚养成人，现在祖母年迈，祖孙相依为命，怎可须臾离？司马炎受了感动，同意他留在家里，直到刘氏辞世才再召他入朝。那句“舅夺母志”，就是“母亲原意守节，但舅父强迫她改嫁”的意思。照李密所说，他出生六个月父亲就过世了，古人早婚，尤其女性，李密母亲当时年龄也许只有十六七岁，怎可守寡一辈子？在今天看来，她改嫁是天经地义，但在那个年代，改嫁是不光荣、辱门楣的事。李密想来是不愿讲的，但不讲就接不上祖母刘氏含辛茹苦抚养他的情节。不能不说，但又不能说得太白，“舅夺母志”就成了为亲者讳的千古名句。
为贤者讳则是一种宽谅的品德，是与人为善的情操，向来受中国文人的尊重与信守。史家蒋廷黻说，林则徐广州禁烟，幸亏朝廷把他贬谪，否则战事一起，他可能就是“海上苏武”叶名琛。据今天某些史家看，林则徐当年禁烟，可以做得更周到、完善一些，但他是“民族英雄”，大家就不加深论了。
其实，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还比较容易处理，最难的是为尊者讳。所谓尊者，多指在上位的人，也就是有权有势之人。如不讳亲者，不讳贤者，最多于心不安、受人批评而已。但不讳尊者，轻则关系职务、收入、仕途，重则有牢狱之灾、杀身之祸，那就非同小可了。
但有那些是非心、使命感特别强的人，像《知识分子论》的作者萨义德教授一样，认定“知识分子应向有权者说实话”。可是现实环境不准说得太清楚啊，那就委婉一点，“巧言令色”一点，能说多少是多少吧！
为尊者讳那种“既怕看不懂，又怕看得懂”的苦楚，比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情境又不可同日而语了。
今人总以为，古代皇帝专制独裁，没有人敢不为尊者讳，说他们的不是，其实并不尽然。古代有一种史官，职掌“起居注”，专门记载皇帝的言行，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尽职的史官很多。唐太宗时，褚遂良为谏议大夫，兼管起居注。有一天太宗问他，起居注都记些啥事，我能看看吗？褚遂良回答，起居注记人君言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