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贵 通 达
李文海
眼下，杜撰几个含糊不清的概念，拼凑一些半古半洋的语句，堆砌成一篇诘屈聱牙、不知所云的文章，在某些人那里几乎成了一种时尚。这可以说是当前文风不正的一个突出表现。这种坏风气也蔓延到研究生教育中。有人说：有的博士论文常常连博士生导师都看不懂。这可不只是一句玩笑话，而是现实生活的某种真实反映。
其实，朴实无华，明白晓畅，乃是一篇好文章的头一个，也是最基本的要求。关于这一点，老一辈的文学大家们曾经反复强调过。
梁启超要算是文章高手了。梁启超创造了一种“新文体”。这种“新文体”不拘一格，俚语、韵语乃至外国语法均可入文，但前提是必须“平易畅达”、“条理明晰”。他说：“为什么要作文章?为的是作给人看。尤其是历史的文章，为的是作给人看。”文章写得让人看不懂，读来犹如雾里看花，这不但表明作者心目中没有读者，而且也失去了作文章的本意。
梁启超强调好文章首先要做到“词达”。他说：“若为文章之美，不要多说，只要能把意思表明就得。做过一篇文章之后，要看可删的有多少，该删的便删去。我不主张文章作得古奥，总要词达，所谓‘词达而已矣’，达之外不再加多，不再求深。我生平说话不行而文章技术比说话强得多。我所要求的，是章无剩句，句无剩字。这件事很重要。至于如何才能做到，只有常作。”这一段话，把“简、浅、显”三个字都包括进去了。“章无剩句，句无剩字”，就是“简”;“不再求深”，就是“浅”;“词达”，就是“显”。
“五四”时期倡导“文学革命”的胡适，也称赞梁启超的文章“有很大魔力”，并且对产生这种魔力的原因作了很有意思的分析。他说：“这种魔力的原因约有几种：(1)文体的解放，打破一切‘义法’‘家法’，打破一切‘古文’‘时文’‘散文’‘骈文’的界限;(2)条理的分明，梁启超的长篇文章都长于条理，最容易看下去;(3)辞句的浅显，既容易懂得，又容易模仿;(4)富于刺激性，‘笔锋常带情感’。”
胡适对梁启超文章的推崇，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他自己对文章好坏的判断标准。他在评价黄遵宪的诗时，跳出所论的具体范围，谈了自己对于“做诗”与“做文”的一般性看法。他指出：“这种诗的长处在于条理清楚，叙述分明。做诗与做文都应该从这一点下手：先做到一个‘通’字，然后可希望做到一个‘好’字。古来的大家，没有一个不是这样的;古来绝没有一首不通的好诗，也没有一首看不懂的好诗。金和与黄遵宪的诗的好处就在他们都是先求‘通’，先求达意，先求懂得。”连“通”都做不到，既不能“达意”，又不能让人“懂得”，哪里谈得上是好文章?
对那些文理不通、逻辑混乱、晦涩难懂的文章，最深恶痛绝的大概要算是毛泽东同志了。1958年9月2日，毛泽东同志在一封信里严肃批评有些干部不大懂辩证逻辑，也不大懂形式逻辑，不大懂文法学，也不大懂修辞学，所以写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