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乡村社会的权力网络
在唐代官府的文书格式中，“尚书省下于州，州下于县，县下于乡，皆曰符。”这意味着，乡在中央政府看来就是最低一层的管理层级。但是“乡”的地位，在唐代也有比较大的变化。武德七年，唐朝律令规定：“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四家为邻，四邻为保。”其中对乡里地位，没有明确说明。《通典》则提到：“大唐百户为里，里置正一人；五里为乡，乡置耆老一人。……贞观九年，每乡置长一人，佐二人，至十五年省”。由此可见唐初延续了汉魏以来的“乡官”之制，里正（阅读微博：里正，又称里君、里尹、里宰、里有司等。春秋时期开始使用的一种基层组织，主要负责掌管户口和纳税，明代改为里长。唐朝也有里正一职，负责调查户口，课置农桑，检查非法，催纳赋税）、耆老或者乡长都算是正式（或比照）的官府成员。但是随着承平日久，到贞观十五年，就不得不废罢“乡长”及属官（佐），废除了乡官之制。“乡长”及乡的建制虽然废除，但是县以下的地域仍然需要管理，“乡”作为区块名称仍得以继续存在。只不过将管理“乡”的权力转到了“里正”身上。“里正”一词也逐渐转变为职务名称。
“里正”成为乡领导的称呼的同时，“里”本身却逐渐消失，取代“里”地位的则是村。唐初的乡里制，在贞观十五年以后就逐渐向乡村制转化。“乡”和“里”都是设计概念，由上至下加以推行，试图把县以下地域的居民纳入一个统一网络当中。但是这种由“五”“百”之类整数所构成充满结构感的设计规划，却很难与乡村居民的居住实情相吻合。由非正式纳入官府序列但又受官府严密掌控的“乡”直接面对自然形成的聚落“村”成为相对合理的选择。
在赋役征派过程当中，乡村社会中的权力网络得以高效运转起来。当然，乡村文化习俗活动、纠纷调解等等也都是乡村权力运作的载体，但是最基本的运作模式还是通过赋役征派而得以展现。唐代里正的四项职责“按比户口，课植农桑，检察非违，催驱赋役”当中，最关键也最重要的就是“催驱赋役”。 官府为了尽可能多和快地取得赋役收入（包括劳力），多倾向于直接派人下乡征收选派。其正常程序为“刺史……下文帖付县，县令付案，案司出帖，分付里正”，而里正常常借机谋私，“赤帖怀中藏却，巡门掠敛一遍”在乡村中造成“忽闻扣门急，云是下乡隶”的惊恐局面。
在由县级官员主导而成的乡村社会权力网络中，里正、村正这样的基层实际管理者成为重要的网络节点。经由里正、村正的上传下达、左右协调，权力网络得以运转并最大程度地为朝廷管理县以下地域。对村民来说，里正、村正代表国家意志对乡村百姓进行管理；对朝廷来说，里正、村正生活在乡村社会当中，是村民的一部分。所以他们处于一个微妙的境地，既不敢也不想与朝廷对抗，又不能完全站在朝廷的立场。从朝廷的角度，既不得不依赖于他们，又经常借机加以惩处打压。里正、村正处于乡村社会事务、经济事务的中心，上下有事均责成在他们身上，是朝廷、州县和村民的交汇点。
6、下列对唐代“乡里”的认识，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 从官府的文书格式看，乡被中央政府看作是最低一层的管理层级，正式纳入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