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变动时期，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的理念也逐渐趋于成熟。其成熟的重要标志，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和”与“同”两个范畴的对举，二是“和实生物”与“和而不同”这两个重要命题的提出。
“和”与“同”两个概念的对举，是由西周末年郑国的史官史伯提出来的。据《国语·郑语》，郑桓公问史伯：“周其弊乎？”史伯回答说：“恐怕要必然走向衰败”。衰败的主要原因，是周的统治者“去和而取同”，即没有处理好“和”与“同”的关系，一味地追求“同”而抛弃“和”。在史伯看来，“和”与“同”是内涵不同的两个概念。“和”是“以它平它”，即不同的东西相加所形成的共同体；而“同”则是“以同裨同”，即相同的东西再加上相同的东西，无论加多少，最后还是绝对的单一体。因此，“和”体现的是由不同因素构成的事物多样性的统一，而“同”则是由相同因素构成的事物单一性的简单同一。多样性的统一，能够使这个共同体“丰长而物归之”，即丰富.发展并生成新东西。而单一性的简单同一，则只能是“同则不继”。《说文》：“继者，续也，从从系。”因此，“不继”则为“绝”，即不能产生任何新东西，从而使单一的同一体走向衰亡和灭绝。
可见，“和”与“同”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一对范畴，只有在两者对举的情况下，才能更好地理解“和”的内涵，这体现了中国哲学的和谐理念所包含的辩证思维逻辑。“和”是万物生成发展的根据，也是事物存在发展的内在动力，这也就是史伯提出的“和实生物”这一命题的确切涵义。
春秋时期的思想家晏婴，发挥了史伯提出的“和实生物”的思想，进一步扩展和深化了“和同之辨”的内容。据《左昭·二十年》载：晏婴在回答齐景公“和与同异乎”的问题时，明确指出“和与同异”。他认为，“和”好比做羹汤或弹奏音乐，只有“济其不及，以泄其过”，方能成为美味佳羹或动听的乐曲。如果一味地“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搏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晏婴以五味相济.五音相和的例子来说明“和同之异”“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即后来儒家所谓的“中庸”。意谓如果一道羹汤味道太淡，就增加调料。如果太浓，就加水冲淡。这样才能使汤的味道平正适中而增加食欲。如果用清水去调剂清水，谁还能去喝它呢？也如同琴瑟，如果老是弹一种音调，谁还能听它呢？由此晏婴得出一个结论：“同之不可也如是。”
春秋末期，处于社会急剧分化.急剧变动中的孔子，继史伯.晏婴等思想家的“和同之辨”，更明确地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即后来所称的“和而不同”的哲学命题，把殷周以来蕴涵在六经之中丰富的“和”的思想资源，引进到儒家的思想体系之中，从而进一步启发了先秦诸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