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文化需要培育科学精神
上下五千年的中国文化，由儒释道合力构成，领跑者无疑是儒家文化。因而我们的人文精神，便被打上了儒家道德文章的烙印。笃信“德成而上，艺成而下”。在国人眼中，科学乃器者、术者、艺者。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中国文化的中心要点就是一个‘道’字”。道的阐释者——中国士大夫阶层——的常态是坐而论道。道者，人道、天道也。前者人伦之道，后者自然之道。尤以人伦之道最为强势。“铁肩担道义”，所担者，人伦之道，而非真理。这种文化心态一直持续到20世纪。
我们的文化有丰富的伦理道德思想，（ ）罕有科学精神。（ ）中国有四大发明，有浑天仪、圆周率等，（ ）这些都是科学发明，不等于科学精神。默顿认为，科学在不同的社会结构中都会发展，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社会结构，都有可能为科学精神的充分发展提供制度性保障。民主制度与科学精神有最高度的吻合，因而是科学精神的最佳拍档。而我国几千年的封建帝制难以在制度上保障科学及其科学精神的同步发展。
20世纪被称作科学世纪，“这不仅因为二十世纪有诸多伟大的科学发现和科学成就，而且因为科学通过技术手段，转化为前所未有的物质力量，给人类创造出巨大的物质财富。科学渗入人类知识和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几乎成为‘真理’的代名词”。然而，什么是科学精神，人们却始终争论不休。
默顿给出科学精神的四个特点：第一，科学精神具有普遍主义。普遍主义的直接表达方式是真理。也就是说，科学是真理。真理与种族、国籍、宗教、阶级和个人品质无关。真理是赤裸的。科学探索就是追求真理。第二，科学精神具有“公有性”。意指科学不是个人的财产，而是与社会性的、尤其与科学共同体密切相关。即便以个人名义命名的学说、定律，也不是个人财产。牛顿名言清楚地表达了科学的这一性质：“如果我看得更远些，那是因为我站在了巨人的肩上。”第三，科学具有无私利性。所谓无私利性，“既不等同于利他主义，也与利己主义行动无关”。它是“求知的热情、无尽的好奇心、对人类利益的无私关怀” 的产物。准确地说，科学不是利益的产物，而是出于求知和好奇，是为知识而知识。这同样是单纯地追求真理的结果。第四，科学具有“有条理的怀疑主义”。是借助专业知识、逻辑和经验对现有的知识进行质疑。这种精神就是笛卡尔的普遍怀疑的精神。“我只求专门研究真理，所以我想，我的做法应当完全相反，凡有疑窦的意见，统统认作绝对的虚假，加以排除，看看心中是否还剩下什么不可怀疑的东西”。笛卡尔的普遍怀疑是一种方法，是为寻找真理服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