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风度，一般理解为当时的名士风度，实际上指的是在中国魏晋时代产生的一种人格精神与生活方式的统一体。包括哲学思辨、人格境界、文学创作、审美追求等方面。谈到魏晋风度，不能不与当时兴起的士族阶层相联系。士族，或者叫做世族是东汉末年兴起的世家大族，他们垄断做官的权力，有着自己的政治特权与庄园经济，可以与皇权平分秋色，比如东晋时就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在中国历史上，唯一可以与皇权分庭抗礼的，就是魏晋南北朝年代的士族阶层。魏晋风度的名士大部分是世家大族的人物，比如王谢家族，他们既是政治与经济上的大族，也是文化的大族，谢氏是诗歌家族，王氏是书法大族。所以魏晋风度既是名士的精神贵族的产物，也是凭借经济与政治上的特权而形成的。
东汉末年，社会陷入了空前的战乱之中，南北分裂，生灵涂炭，老庄人生无常，企求解脱的学说走进人们的心灵之中。王瑶先生在《中古文学史论集》中曾指出，感叹人生无常是汉魏以来文学的主旋律。这种时代情绪又因了当时文化的主体士族的崛起形成为特定的思想体系。当时，对人生苦难的解脱，对逍遥境界的寻求，成了魏晋以来人生哲学的重大课题。
名士冲决礼法，率真自得，狂诞任放的轶事。他们的行动有着明确的追求，这就是抛弃了传统儒家哲学中过于拘执的一些道德说教，而以自己的生命意志来支配行为，通过偶发性的情节来组织行为，形成创作。兰亭集会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酒是魏晋风度的典型写照。曹操诗中就有“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感叹。最典型的便是“竹林七贤”的好酒狂饮。“阮籍胸中垒块，故须酒浇之。”刘伶作《酒德颂》，酒无疑成为他生命中的欢乐颂。东晋大诗人陶渊明的诗中总是有酒，他专门写有《饮酒》，“有疑陶渊明之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为迹焉。”（萧统《陶渊明集序》）。魏晋名士追求精神的境界，而酒有助于这种境界的创造与形成。酒有助于形神相亲的合一，而艺术境界往往通过酒的刺激来创成。
魏晋人喜欢清谈。当代美学家宗白华先生《美学散步》中有一篇《论〈世说新语〉与晋人的美》，篇末附有《清谈与析理》一文，其中对于清谈这样评价道：“被后世诟病的魏晋人的清谈，本是产生于探求玄理的动机，王导称之为‘共谈析理’。嵇康《琴赋》里说：‘非至精者不能与之析理’，‘析理’须有逻辑的头脑，理智和良心和探求真理的热忱。青年夭折的大思想家王弼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宗白华先生对于清谈与王弼给予很高的评价。我认为玄学与清谈的动力在于人文与智慧的融合，是魏晋风度的表现，对于我们现代人的精神生活有着重要的参照作用。在清谈对话中，因为种种原因的激发，谈者机锋迭出，呈现出一些新的思想，对话中思想突发，感兴相接，已开禅宗妙悟之先河。
（选自袁济喜《魏晋风度与现代人生》，有删减）
1、下列有关“魏晋风度”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魏晋风度涵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