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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学者徐有贞说过：“宋有天下三百载，视汉唐疆域之广不及，而人才之盛有过之”。宋代崇文抑武的国策，使文官有极高地位，“以儒治国”的国策和“以文为贵”的社会风气促成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氛围。优越的社会环境、成熟的科举制度、空前发达的图书业，为宋代人才辈出创造了条件。而经济的发展也为文化的繁荣与人才的兴盛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这样的背景下，宋代作家不仅人才辈出，而且知识结构大都淹博融贯，呈现多能化、复合型特点，往往集政治、文学、学术于一身，涌现出很多通才作家，且多以斯文自任，具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鲜明的群体意识。宋代之前，往往以政显者拙于文，学术精者词彩乏，能文学者则大都专擅一体，或以诗著，或以文名，兼美者则不常见。唐代大家如李、杜、韩、柳，李白称“诗仙”，杜甫为“诗圣”，韩愈和柳宗元乃以古文家流芳艺林。在中国古代史上，他们只是以文学家垂青后世，其于史事、学术往往建树无多。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一贯追求“内圣外王”之境界，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自己终生的奋斗目标和理想终端，而实现这种境界和理想，必须具备很高的思想境界和深厚的文化素养，除了个体的主观努力之外，尚需有适宜的社会环境。宋代的知识分子无疑成为其前贤和后学共同艳羡的幸运者，时代和社会为他们提供了实践或实现这种理想的机会与条件。宋廷的崇文国策和全社会性的兴教办学以及书籍业的繁荣，使得宋代学子能够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中砥砺学问，大面积、多层次、全方位地了解、学习、汲取前代文化的精华，从而滋养和提高个体素质；而大体公平竞争、机会均等的科举之路，又为他们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提供了可能。故宋代的作家，往往集学者、显宦、文学于一身，全才、通才型作家不胜枚举，诸如晏殊、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苏轼、杨万里、范成大、辛弃疾、文天祥等等，都是十分典型的例子。
宋代作家尤其是名家，其知识结构大多为综合型、多层化、多能化，呈通才型特点，这也是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必然产物。宋代品评人物极重德、学、才、干，即品行、学问、辞章和能力。四者之中又以德行品质为最，故苏轼《举黄庭坚自代状》谓庭坚“孝友之行追配古人，瑰伟之文妙绝当世”。而学、才、干三者，学为根本，为内修之功，才华外溢为文章；而吏事政绩显才干、见能力，为其终极之目的。
宋代很多以文学名世者，实际上大都是深于学术、娴于理政、尤精文学的综合型通才。天圣六年，晏殊以“为学精勤，属文典雅，略分吏局，亦著清声”评荐范仲淹；至和三年，欧阳修以“学问文章，知名当世；守道不苟，自重其身；议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