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学人”蒋廷黻
长期以来，蒋廷黻一直处于人们的视线之外，当胡适的传记已有十数本之多时，迄今大陆也没有出过一本蒋廷黻的传记。但蒋廷黻实在是一个不该被忘却的人。当年，他与胡适一样，曾经可是个风云人物。在他的履历表上，有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中国驻苏联大使、台湾蒋介石政府驻联合国大使。被称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拓荒者”、“民国以来学者从政中最有成就的一位”。
二十年代，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还是一片荒漠。蒋廷黻任教于南开大学之后，便有志于做一名拓荒者。他开垦的第一片荒地，就是中国近代外交史。他积累了大批中国近代外交史第一手资料，编纂出我国第一本《中国近代外交史资料辑要》，为日后中国近代外交史的研究铺平了道路。
现代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充分地占有原始资料，这在今天的史学界乃是常识，但对二十年代初期的人们来说，还是十分陌生的。在采用这一方法上，蒋廷黻开了风气之先。他在我国首倡研究原始档案资料，指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研究一样，要以事实为基础；历史研究有其自身的规律，规律之一就是必须从原始资料的研究入手。他自己身体力行，为搜集和整理中国近代外交原始资料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蒋廷黻在传播现代研究方法的同时，又引进了新的研究观念。在南开，他主张研究历史要参考多方面意见，本着客观的态度解释史实。1928年，他在介绍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中国革新运动与日本土耳其革新运动的异同》译文的前记中，特别强调要借鉴外国人看中国的见解，多听听旁观者的话。
不过，从骨子里看，蒋廷黻与其说是一个学者，还不如说是一个士大夫。这是五四那一代知识分子的通态。他们不会仅仅安于治学问，还要走出书斋，匡治天下。
目睹国家多难，蒋廷黻痛心疾首。1932年，蒋廷黻与胡适、丁文江等当时知名学者，创办《独立周刊》，讨论中国面临的重大问题，以尽知识分子在国难时期的责任。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签订后，蒋廷黻告诫当时青年学生“吾辈皆黄帝子孙，岂容外人将祖遗夺去而不顾”。
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特定历史时期，蒋廷黻是个讲求经世致用的知识分子。他治中国近代史，就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以资借鉴，富强国家。李敖对多少前人长辈嗤之以鼻，偏偏对蒋廷黻赞不绝口，评价说蒋廷黻“所要求于知识界的，是动态、是入世、是事业、是实物，是书本以外、是主义以外、是文字以外、是‘清议’以外，是与小百姓同一呼吸”，“这种真正的民胞物与①、经世致用的精神，才是蒋廷黻的真精神，才是蒋廷黻要求于中国知识分子的真精神”。
1935年冬，蒋廷黻被任命为行政院政务处长，走上从政道路。
有人曾这样形容从政的蒋廷黻：“他是一个简单的人，不复杂的人。他像一头牛，充满着笨劲，一直往前冲，眼睛只往前看，这使他能够排除万难而达到他的目标。这是他的可爱之处，也是他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