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剧与时代精神
童道明
历史剧与时代精神，这是个既奇妙又微妙的问题。
郭沫若是个少有的执著于现实的倾向性诗人，但作为剧作家的他，写的全是历史剧。历史的“规定情境”反而给他提供了自我表现的自由天地。“光明呀，我景仰你，我要向你拜手，我要向你稽首……”郭沫若在写这样的台词时，在相当程度上是“从自我出发”的。
愤怒出诗人。在容易产生激愤的年月，容易产生历史剧。因为在这个时候，剧作家甚至觉得写历史剧比写现代戏更能表现时代精神。你说奇妙不奇妙。
1941年希特勒德国向苏联发动了进攻，阿·托尔斯泰立即着手创作历史剧《伊凡雷帝》。事后他说明了创作动机：“它是我对于侮辱我的祖国的德国人的回答。我把伊凡雷帝这个伟大的俄罗斯灵魂招来，是为了武装自己‘愤怒的良知’。”
三年困难时期的60时年代初，曹禺和梅阡、于是之合作创作《胆剑篇》。在这前后，中国剧坛出现了100多个写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历史剧。这些“勾践戏”，是否也是众多的中国戏剧家对于撤走专家的赫鲁晓夫、带来天灾的老天爷的“集体回答”？
借历史故事，抒今人情怀，这大概是历史剧的通例。所以文艺理论家卢纳察尔斯基给历史剧作出定性概括：“任何一部称作历史剧的文学作品，都是某种或以历史事件为根据，或是以历史事件为借口的骊歌、抒情、自白，诗人所利用的不过是历史的材料或历史的衣裳而已。”这就牵涉到我在文章开头提及的“微妙”二字。剧作家在历史的外衣下所吐露的“骊歌、抒情、自白”，如果剧作家本人不点明，往往是猜不透的。
1945年8月6日美国在广岛扔下第一颗原 子 弹，布莱希特便构思改写《伽利略传》。布莱希特后来对改写剧本的动因说明：“‘原子时代’在广岛揭幕了，对这位现代物理学奠基者的生平历史也有了新的认识。”什么“新的认识”？由现代物理学家对人类的背叛(布莱希特认为美国研制原 子 弹的科学家背叛了人民和科学)，联想到了伽利略在300年前的背叛——由于吃不消皮肉之苦在宗教裁判所违心地放弃地动说。
但更多的情况下，剧作家的思考更宽泛，而不是针对着某一种具体的现实而发的。不过，思考是绝对的。我们可以在一些历史剧名作中捕捉到这种迷人的“思考”。
莎士比亚的查理二世被波林勃洛克推翻成了阶下囚之后，有一段独白：“我正在研究怎样可以把我所栖身的这座牢狱和整个的世界两相比较；可是因为这世上充满了人类，这儿除了我一身之外，没有其他的生物，所以它们是比较不起的；虽然这样说，我还是仔细思考了一下。”后来他思考出了一个道理：“无论我是什么人，无论是我还是别人，只要是一个人，在他没有彻底化为乌有以前，是什么也不能使他感到满足的。”（《查理二世》）国王成了凡人之后就有了凡人的思考。
普希金的《鲍利斯·戈登诺夫》以一句著名的舞台指示——“人民在沉默”结尾。普希金用这句有力的“舞台指示”，给读者和观众还有评论家提供了思考的契机。别林斯基评论说：“在这人民的沉默中，我们听到了新的复仇女神的可怕的、悲剧性的声音。”这沉默中“可怕的、悲剧性的声音”告诉世人：不择手段地攫取权力的统治者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有一句很有味道的话：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