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以特殊的方式反法西斯
我的父亲叫叶君健。1931年9月，在上海读高中二年级的父亲得知东三省沦陷，心中像堵上了铅块一样。19岁那年，正在上大学二年级的父亲用世界语发表了处女作《岁暮》，反映了国破家亡的年代，中国广大中下层人民的苦闷和凄惨。从此，他对这类作品的创作一发而不可收，到读大学四年级时，他出版了一本世界语的集子《被遗忘的人们》，把它作为“中国那些不幸的人们的呐喊——也是向世界其他弱小民族传递他们的呼声”。
大学毕业后，他抓紧学习日文，后赴日本长．崎教学。父亲在日本以教英文为生，同时积极组织世界语使用者的反战活动。半年后，他以“具有抗日危险思想”的罪名被东京警视厅关押了三个月，然后驱逐出日本。
回国后，他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的武汉政治部第三厅，从事抗日对外宣传工作。他接待过加拿大医生白求恩，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斯诺、爱泼斯坦，英国诗人奥登，小说家易粟伍德等进步人士，并帮助他们前往延安和其他抗日战场。
武汉沦陷后，父亲恨透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于是去了香港，在任《世界知识》杂志编辑的同时，在《大公报》《星岛日报)‘东方使者》《文艺阵地》等报刊用中文、英文和世界语发表抗战作品。他创办了《中国作家>杂志，翻译刊登抗日作家的作品。他用世界语出版了中国抗战短篇小说集《新任务》，用英文发表了‘两个十年的中国新文学》等，阐述了以抗战文学为主流的中国文学的发展轮廓，在国外引起了很大反响。香港人多房屋短缺，他租用了一间厕所，坐在马桶盖子上，膝盖上放一块木板进行写作和翻译。别人要用厕，他就停止工作暂时出去，别人用完之后，他再继续工作。毛泽东的抗日著作‘论持久战》《新阶段》等就是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下，经父亲传播到世界其他国家的。
香港沦陷后，他长途跋涉，辗转越南，最后来到重庆，受聘为复旦大学、中央大学和重庆大学的教授，时年25岁。尽管那时经常为躲避日机轰炸而钻防空洞，但他仍利用业余时间，用中、外文创作和翻译包括抗战内容在内的多部文学作品。每逢看到无辜被惨杀的同胞，他都感到撕心裂肺一般。
1943年，父亲应丘吉尔政府之邀前往英国。他冒着德国飞机随时轰炸的危险，到兵营、工厂、农场、学校、教堂等地进行反战演讲。晚上，为了充实白天的演讲内容，他在小客栈中将中国人民的抗战故事用英文写下来，发表在英国的报刊上。德军从荷兰发射的导弹有时飞到客栈附近，但他根本不把此放在心上。他在英国兵营演讲，并与飞行员们同吃同住，表现出超常的抗战热情。
1945年，父亲是在苏格兰爱丁堡迎来停战喜讯的。“在我快要入睡的时候，旅馆外面突然人声鼎沸，一片欢腾。我连忙下床，穿好衣服，来到客厅。拉开窗帘一看，街上集满了人群，有的在跳舞，有的在唱歌。我连忙下楼，跑到旅馆外面，看个究竟。人群中有人发现我是个中国青年，便涌过来，举起我欢呼，有人拉我跳舞，还有几位少女围过来在我脸上亲吻。原来日本天皇已经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了。”战后，英国政府授予父亲永久性英国居留权，并根据他的个人爱好，安排他到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研究英国文学。期间，他用英文出版了大量介绍中国人民苦难和斗争的革命小说，成为一位在英国颇具知名度的作家，被称为“英国文学史的一个章节”。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父亲立即回到祖国，创办了英、法文版的大型刊物《中国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