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史观在中国
刘新成
源自西方的“全球史观”在中国遇到形形色色的解读，其中有些解读可能是西方的全球史学者始料不及的。但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我们不能忽略，就是全球史观在中西不同语境中，引起许多相同的思考。
全球史观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为起点的，而西方中心论乃是西方世界史学发展的末端。不触及根本，枝节末端问题是纠缠不清的。这一点，中西学者认识相同。
关于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曾听到多名美国史学家说，该书并未跳出以欧洲为中心的“挑战——应战”模式。而中国学者同样尖锐地指出：“斯塔夫里阿诺斯自己的结构就是一个欧洲中心主义的结构”，事实上仍把“现代化看作一种单向的欧化或西化的过程”。
对于斯塔夫里阿诺斯等人的困境，中西学者同样归因于方法论。巴勒克拉夫说，那些力求立场“客观”的人，终于不能突破“西方中心”，是因为“他们身边使用的那一整箱工具却全是由欧洲制造的，恐怕一时还不可能将它完全更换”。中国学者指出，这“一箱工具”就是西方“历史学研究的诸多核心概念，如工业革命、现代性、资本主义以及个人自由”，西方史学家正是“凭借这些基于欧洲特定经验所产生的概念来阐释欧洲对现代世界的支配以及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这种方法论的局限，不仅西方学者“挥之不去”，非西方学者也难以超越。在这一点上，中西学者所见略同。为什么“挥之不去”？根子还在于西方人所谓的一元的物质进步论。可见，认识方法只是表象，问题实质是价值标准。有一个问题问得好：假如由东方人按自己文化传统书写，全球史还会像当下流行的那样充斥物质主义吗？
于是，中外世界史学家都呼唤价值标准的统一。汤因比晚年曾经说过，要正确地认识全球性问题，唯有建立“世界国家”，重建人类统一的价值观。中国学者齐世荣曾说，只有“各国学者……抛弃国家、民族的偏见，通力合作，经过长期的努力”，“才能……如实地反映各个国家、民族在人类世界上做过的贡献，如实地反映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西方学者面对“谁来制定世界公民标准”、“谁来勾画人类故事”的问题，发出“世界史是可能的吗”的疑问。中国学者认为，生活在不同文化背景之下的史学家，就哪一个国家或民族在哪一个时代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很难达成共识，只要在这些涉及价值的判断上各执一词，短时间内很难产出令人满意的世界史。
面对这种困局，西方后现代主义选择了“逃避”，而有些中国史学家也正在以类似方式使自己“乐观”起来。有人说，既然统一的价值观不可能形成，不如放弃对“主导性叙述”的追求，让各个地区、各个民族按照自己的文化传统撰写本文明的历史，全球史体系留给读者自己在比较中建构。另有人说，“每一位新的世界历史叙述者都在（自己心目中）重构世界历史……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