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坚勇
江阴的小石湾依偎在要塞古炮台下。正值落日黄昏，一切都寂寞在夕阳的余辉里。衰草寒烟中，坟堆倒有不少，但细细找过去，始终没有发现一块属于“典史阎公”的小石碑。据说当年抗清英雄阎应元被杀之后，一位乡民把他从死人堆中背来，偷偷葬在这里，兵荒马乱，又加月黑风高，自然没有留下标记。
阎应元只是一个小小的典史。江阴举事之初，阎应元已经离任，他是在战事开始一段时间以后，应义民之邀入城的。孤城困守，6万义民面对24万清兵，一场本来是一边倒的战争，却悲壮惨烈地进行了81天，并且让对方付出了连折3王18将、死75000人的代价，这在中外战争史上可以算得上一个奇迹。三十六计中能用上的计谋，差不多都用上了，诈降、偷营、火攻、钉炮眼、草人借箭、装神弄鬼、小股出击、登陴楚歌，……无不闪烁着创造性的光芒。城破之日，义民无一降者，百姓幸存者仅老幼53口。阎应元被俘后挺立不跪，被活生生地用枪刺穿胫骨，才“血涌沸而仆”。
如此惊人心魄的壮举，在黯淡而柔靡的晚明夕照图中，无疑是最富于力度和光彩的一笔。阎应元和江阴义民用喷涌的热血和强悍的生命作为牺牲，去祭奠那生生不息、怆然傲岸的民族精神。然而，洋洋大观的《明史》和《清史稿》对此竟不著一字。只有一个名气不大的文人邵长蘅，洋洋洒洒写下一篇《阎典史记》。
同为与城为殉的南明英烈，史可法死后封忠烈公①，名垂青史，扬州广储门外的梅花岭更是成了历代仁人志士朝觐的圣坛，而阎应元的光芒却要黯淡得多。这种死后哀荣的差距，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
其实也无需深思，归根结蒂，恐怕还是两人生前的地位使然。史可法是南明弘光朝的兵部尚书，大人物以气节自许，相当难能可贵。阎应元是个粗人，他担任那个典史只能称为“吏”。阎应元站在江阴城头上回答清朝降将刘良佐劝降时说了句大白话：“自古有降将军，无降典史。”但这句话却石破天惊地撩开了历史的面纱：太平盛世，天下是达官贵人的天下，可到了国将不国的时候，那些旧王朝的既得利益者，屁股转得比谁都快，而小人物则合当提着脑袋去冲杀。
有人说阎应元是下里巴人，虽然打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仗，却没有自己的纲领之类，那么他站在城头上讲的这句大白话算不算纲领呢?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足以胜过一打纲领！但是阎应元毕竟“略输文采”，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本身固有的光芒，因为史书都是文人写的，他们更欣赏那些富于文化气质的志士贞臣。儒将张煌言被清军俘获，临刑前举目吴山，长叹道：“好山色!”然后整一整衣袂，飘然前行，被后世的文人学子们传为佳话。同是慷慨就义，阎应元大呼：“速杀我!”在那些握着史笔的文人眼里，所见到的只是一片鲜血淋漓的悲壮，而从文化气韵上讲，就浅显得多了。
小石湾静默无声。三两游人走过，或意态悠闲，或行色匆匆，一群不知名的水鸟凄惶逸去，那呼叫使得天地间平添几分苍凉的余韵。几年前，小石湾的江滩上出土了几尊清代道光年间的大炮，人们摩挲古炮上斑驳的铭文，望大江，思荣辱，但他们不会想到，就在自己脚下的某个地方，英雄阎应元正孤独地安息着。
我唯有无言，说不清心里是一种什么滋味。
却又想起一桩不相干的事：不久前，有一位学者考证出，盛宣怀②的墓可能在江阴马镇，一时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