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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直的诗人潇洒的一生——怀念恩师林庚先生
潘兆明
当我们在青岛编书［注］时，北京的反右运动正如火如荼，王瑶先生曾感慨我们当时的生活是“既避开了火热的天气，又避开了火热的斗争”。但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里，“斗争”哪里能避得开？至8月中，教育部来了通知：编写工作暂停，大家各返单位参加运动。
回到学校，整个燕园好像一口沸腾的粥锅，到处是大字报，天天是批判会，嗡嗡了几个月，反右斗争终于鸣金收兵，接下去是知识分子下放农村。我积极报名，冬天就去了百多里外京西矿区的一个小山村落了户。次年暮春，召我回来开个会，却被硬生生增补为右派。这“增补”二字，其实是后来才知道的，据说五七年北大反右总结送到上面，某大人物阅后颇为生气，责问道：北大是毛主席点名“池浅王八多”的地方，怎么右派比例还不到总人数的百分之十？北大领导大惊，五八年春马上补课，中文系大概是补课的重点，青年助教中的党、团员几乎全军覆没。
我们这些人一夜之间，就从好端端的青年教师变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人们都远远地避开你，好像你身上带着什么传染病。我在这种被社会隔离的状态中，灰暗地生活了颇长一段时间，有时甚至非常绝望。一天傍晚，忽然有人传话说林庚先生叫我去，我带着吃惊和不安，跨进燕南园久违的林寓，只见院内草坪上放着一张崭新的乒乓球桌，林先生在一旁笑着招呼我说“ 来，来，我买了个乒乓桌，想锻炼锻炼身体，以后傍晚你没事，就过来陪我打打乒乓吧！”我当时感动得不知如何回答，只是连连说“好”，拿起了球拍。以后，林先生家傍晚的乒乓球运动，成了我一天中最舒畅、最美好的时光。后来，倪其心也来了，金开诚也来了，我们都清楚，林先生哪里是自己想锻炼身体，他是在同情我们的不公遭遇，在想方设法为我们创造一个抒发郁闷的环境啊。在当时高压的政治氛围下，林先生能蔑视一切，能公然邀请一批右派弟子来家里打乒乓，用他那无畏的侠义精神，超凡脱俗的人格，温暖了我们的心，使我们重新拾起了对生活的勇气和信心。
话说到了“文革”，中文系的名教授都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林先生也难以幸免。他们先是写检查，接受班级批判，后来则被监督劳动。林先生的任务是打扫十九楼二楼当时中文系青年助教集体宿舍的卫生。那时林先生每天清早身穿旧中山装，戴着蓝帽子、白口罩，脸色苍白，神情凝重地拿着水桶和笤帚来十九楼上班。怎么忍心让敬爱的师长来为我们洗刷厕所，打扫楼道呢？但又无可奈何。我缺乏像林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