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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为学术的一生
柳 青
当年，清华上下都叫他陈寅恪（què）先生，然而，在不少字典里并没有这样的读音。有人请教他：“为什么大家都叫你寅恪（què），你却不予纠正呢？”陈先生笑着反问道：“有这个必要吗？”他更希望人们了解他的学问及其价值，他的整个生命是和学术连在一起的。他在国难和个人的不幸中，为学问付出了一生。
1925年，清华大学成立“清华国学研究院”。国学院的四大导师中，三位是当时大名鼎鼎的人物，其一是开创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的王国维，另有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梁启超，以及哈佛大学归来的语言学家赵元任。四人中陈寅恪最晚到校，且尚未出名，他一无大部头的著作，二无博士学位。只因梁启超一句，“我的著作加到一起，也没有陈先生三百字有价值。”远在德国游学的陈寅恪便接到了国学院导师的聘书，时年36岁。
自复旦公学毕业后，陈寅恪从德国到瑞士，又去法国、美国，最后再回到德国，辗转游学13年。离开故国时，他一心向西学，当他重回故土，带回来的却是东方学。游历西方的岁月里，陈寅恪意识到“中学”必须介入世界学术大潮流，否则将无法和“西学”对话，甚至不能解释自我，他明确主张中国学术“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
1937年抗战爆发，陈寅恪在短短时间内同时承受了丧父和右眼失明的痛苦。女儿回忆，父亲放弃了右眼视网膜手术，放弃了复明的希望，因为他只想尽快离开沦陷区。
离开北平前，陈寅恪把他的藏书寄往将要去的长沙，后来他未及等到这些藏书，又随清华大学南迁云南。当书到长沙，就悉数毁于战火。陈寅恪做学问是在书上随读随记，眉批上写满思考、见解和引证，这是他学术研究的基础。藏书被毁，他随身携带的常用书籍，亦在绕道去昆明的路上，大量被盗。他日后的学术研究，将主要依靠记忆了。
就在这样几乎没有参考书籍的情况下，陈寅恪完成了两部中古史名著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在四川李庄时，傅斯年为照顾陈寅恪，让邓广铭住他楼下，说陈先生若有事跺地板，你就马上跑去。每次邓广铭跑上楼看，陈寅恪都是躺在床上呻吟，说自己的身体快不行了，快坚持不住了，但是他说，“我不写完这两稿，我不死。”
1944年12月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