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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为学术的一生
柳 青
当年,清华上下都叫他陈寅恪(què)先生,然而,在不少字典里并没有这样的读音。有人请教他:“为什么大家都叫你寅恪(què),你却不予纠正呢?”陈先生笑着反问道:“有这个必要吗?”他更希望人们了解他的学问及其价值,他的整个生命是和学术连在一起的。他在国难和个人的不幸中,为学问付出了一生。
1925年,清华大学成立“清华国学研究院”。国学院的四大导师中,三位是当时大名鼎鼎的人物,其一是开创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的王国维,另有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梁启超,以及哈佛大学归来的语言学家赵元任。四人中陈寅恪最晚到校,且尚未出名,他一无大部头的著作,二无博士学位。只因梁启超一句,“我的著作加到一起,也没有陈先生三百字有价值。”远在德国游学的陈寅恪便接到了国学院导师的聘书,时年36岁。
自复旦公学毕业后,陈寅恪从德国到瑞士,又去法国、美国,最后再回到德国,辗转游学13年。离开故国时,他一心向西学,当他重回故土,带回来的却是东方学。游历西方的岁月里,陈寅恪意识到“中学”必须介入世界学术大潮流,否则将无法和“西学”对话,甚至不能解释自我,他明确主张中国学术“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
1937年抗战爆发,陈寅恪在短短时间内同时承受了丧父和右眼失明的痛苦。女儿回忆,父亲放弃了右眼视网膜手术,放弃了复明的希望,因为他只想尽快离开沦陷区。
离开北平前,陈寅恪把他的藏书寄往将要去的长沙,后来他未及等到这些藏书,又随清华大学南迁云南。当书到长沙,就悉数毁于战火。陈寅恪做学问是在书上随读随记,眉批上写满思考、见解和引证,这是他学术研究的基础。藏书被毁,他随身携带的常用书籍,亦在绕道去昆明的路上,大量被盗。他日后的学术研究,将主要依靠记忆了。
就在这样几乎没有参考书籍的情况下,陈寅恪完成了两部中古史名著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在四川李庄时,傅斯年为照顾陈寅恪,让邓广铭住他楼下,说陈先生若有事跺地板,你就马上跑去。每次邓广铭跑上楼看,陈寅恪都是躺在床上呻吟,说自己的身体快不行了,快坚持不住了,但是他说,“我不写完这两稿,我不死。”
1944年12月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