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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寡言君子”梅贻琦
王开林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句教育名言，是曾主持西南联大校务的常委、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一句话。说起西南联大，人们无法忘记梅贻琦。
梅贻琦是个话少行动多的人，不仅时人称他为“寡言君子”，他的学生也曾因他的寡言，戏作打油诗：“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可是学校总认为，恐怕仿佛不见得。”
陈寅恪曾说：“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谨严，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
可正是这样一个寡言的人在西南联大那段特殊的岁月里，担起了大任。在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奉命迁往昆明时，梅贻琦曾讲过一段“高调”的话：“在这风雨飘摇之秋，清华正好像一条船，漂流在惊涛骇浪之中，有人正赶上负驾驶它的责任。此人必不应退却，必不应畏缩，只有鼓起勇气，坚忍前进。虽然此时使人有长夜漫漫之感，但我们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风定。到那时我们把这条船好好开回清华园，到那时他才敢向清华的同人校友说一句“幸告无罪”。”建校初期三人共同主持校务，但蒋梦麟和张伯苓多在重庆参加政府要事，另有公务，偏居一隅的西南联大的众多事情都落到了梅贻琦头上。
在西南联大组创初期，张伯苓就对曾是自己学生的梅贻琦说过：“我的表你戴着。”蒋梦麟当时的社会声望和政治地位虽均高于梅贻琦，但他秉着“对于联大事务不管即是管”的超然姿态。“论设备、论经费、论师生的人数，都是清华最多，依世俗的眼光来看，这一联（合），清华是划不来的，反面看来也可以说，清华在联大占了压倒的优势。”有人如此说，不管旁人怎么说，梅贻琦依然是少说多做。他把在清华形成的风范，在西南联大期间延续着。
梅贻琦于1931年开始担任清华大学校长，在此之前，清华师生赶校长、赶教授是见怪不怪的事，没有哪位校长能在清华长久地呆下去的，而几年过去，梅贻琦依然稳坐校长的位置，被问到有何秘诀，梅贻琦说：“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没有人愿意倒梅（霉）！”他的能力没人愿意倒他，梅贻琦任校长后，奉行“教授治校”原则，既讲民主，也法度严明，清华校务始终井井有条。不到十年，清华的面貌便彻底改观，声名鹊起。
在西南联大时，梅贻琦延续的这一风气，使得主管西南联大校务的职能部门领导，没有一个不是让人心服口服的饱学名士。
昔日西南联大学生，南开大学化学系教授申泮文说，“在校领导班子中绝对没有非教闲杂人等滥竽充数，所以也就没有外行领导内行的问题了。”
心中只有西南联大，没有清华。八年时间里，西南联大能够“同不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梅贻琦是有着功劳的，傅任敢先生说梅贻琦“心中只有联大，没有清华了”。
确实，民主作风好的梅贻琦，常说“吾从众”，很少有解决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