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十六岁的尾巴上，我最后一次回望。决定给自己所谓的少年生涯一个终结。
　　那些年生如铅灰色天空里绽放的明媚笑靥，灿若霓尚，俶尔远逝。大段大段的摇滚乐，藏在枕头底下的足球杂志，煞费苦心搜集来的一摞摞欧洲文艺片填补着空洞而又乏味的生活，把脆弱的表象撑的愈显单薄无力。像颗膨胀的气球，表皮稀薄的一触即破。用近乎奢靡的方式与刻板的学习生活对峙，以我们蔑视的“前途”作筹码，毫不吝惜的换回一个酣畅淋漓的输局。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幼稚的可笑。被幸福宠坏的孩子固执的在纸上诉说无谓的孤单，是一种饱汉不知饿汉饥的心态。明明占据大部分时间的练习册和试卷，在我们笔下一贯的轻描淡写，对高考的不屑一顾是因为未曾真正领略到生活的残酷。少年仍然是襁褓中的婴孩，有父母的僻佑。在不用顾忌物质生活的状况下，尽可能的放大自己的内心感受。为看似重要无比的友情和爱情难过的死去活来。整个少年时代如同一部只有独白的电影，我们站在舞台中央，借着一束光一发不可收拾的自说自话。敞开自己的伤口让别人参观，却不了解倾诉是一种羞耻。
　　我想我正与这种生活渐行渐远，早已厌倦倾诉，习惯独自承担。生活中琐事太多，毫无意义的倾诉是乏味而又无聊的重复，于人于己都略显尴尬。年少的我们总是希望别人能理解自己的悲伤，给与悲悯。却不知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往往南辕北辙，安慰时常捉襟见肘。也未曾懂得真正的悲伤是不愿让别人知道的。一个人内心若真有痛苦的深渊，必定不愿让他人参观，就像伤口反复触碰便无法愈合一样。真正的悲伤总是被人们左掩右敝，却往往图穷匕首现。
　　正如我无论如何都不愿谈及母亲的猝然离世一样。我开始害怕从任何人口中听到有关母亲的任何事情。
　　那一天并不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凌晨四点我被父亲叫醒，父亲说母亲病犯了，起来帮忙。母亲一直有脑血管病，时常复发，用冰袋敷一下止住血就好。所以我没有十分在意。冬季的早晨冷风刺骨。我缩在床上磨磨蹭蹭。隐约中听到舅舅和大姨的声音。起床后发现母亲躺在床上脸色铁青。我慌忙跑上前。舅舅说送医院吧。姨夫抬来単架，和舅舅一同把母亲抬上去。父亲焦急的喊：“慢一点，轻一点，别动头……”从父亲略带哭腔的喊声中，我察觉到了异常，但逼着自己不要乱想。
　　街上阒无一人，天色还未亮。我们匆匆赶到医院的急诊室。我站在门外不敢进去。不敢面对。连我自己都讨厌这般懦弱，可无能为力。这一点我也很无奈。
　　我听见医生说：“有一会儿了。”猛地推开门抓住医生的胳膊要求他重新诊断，我还记得当时是声嘶力竭地吼着让他们抢救。医生无奈做了心电图。大姨“哇”的一声哭了出来。之后的事情我记得不太清楚，只觉得脑子一片空白。到处是哭声，医院，家里。灵堂里香火缭绕，人声鼎沸。
　　有同学来看我，我避而不见。父亲呵斥我的无礼。无奈接见了一批有一批的同学，朋友。听了大堆毫无用处的安慰。我想我当时一定有种愤恨的情绪。我讨厌他人给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