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着时空的变幻镜，将我体表上所有的白发和皱纹一条条的减去，于是，我重新拥有了光鲜的皮肤、乌黑的头发。没得说，我又来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的陇中农村。
　　鸡娃子叫来狗娃子咬，驴儿们从大路上走来了。挎上那个粪背斗放驴走，看杨大爷今儿个给啥馒头。
　　在物质条件极度匮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普通家庭能有玉米饽饽、麻洋芋蛋蛋或杂面炕子只要不断干粮就很不错了，如果每天能吃上两个白面馒头，那是一件多么激动童心的奢侈事儿。能提供给我这种条件的人，全生产队唯杨大爷莫属。但这两个白面馒头，他不白送给我，做为交换的条件，那就是我要陪他上、下午都去放驴。那时候，生产队的二、三十头高头大马大骡子个个都骠悍凶猛，动不动就要尥蹶子，就连它们熟悉的饲养员大人也不放过，经常被尥得折连跛皮或伤筋断骨。年过花甲的杨大爷从先前的养马变成养驴已有十多年的历史了。用他的话说，他的大半辈子是和畜牲们在一起生活的。司职小毛驴好啊，毛驴子体小温顺，驯养既安全又容易，不像它们的马大哥那么攻击性强。
　　生产队明文规定，至少在夏季三个月，所有的马牛骡驴等牲口，一律要牧野放养。干草虽然不缺，但山野里的百味嫩草能滋养和恢复牲口们的体力，以便在农事活动最繁忙的夏秋季节，让精壮的牲口们去犁地、拉车、驮物等。在机械化程度很低的马拉大车时代，这就叫科学喂养，狠抓革命，服务生产。
　　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我，既不属于地富反坏右，又不是农奴的儿子，那我干吗要被杨大爷“雇佣”成童工去放生产队的驴儿们呢？记得当我看到同龄孩子们自由自在地玩耍、无忧无虑地嬉戏时，我也反问过父亲，父亲说，你虽然是根正苗红的贫下中农，无需劳动教养，但杨大爷是和我们家沾亲带故，你帮他放驴子就是维系这点亲戚关系。现在想来，这是父亲忽悠我的，杨大爷操一口湖南话，杨大奶就是叫刘玉梅的妇女，虽然是本地人，可与我家祖上的八辈子也打不上一杆子关系的。成人后的我考证，父母将我童年时代最美好的夏天全都交给一个饲养员同志，有两个原因可供参考：一是调皮捣蛋的我呆在家里不是打烂坛坛罐罐，就是打烂姐妹脸蛋。父母亲则要参加劳动挣工分，无暇管理我，把我交给杨大爷，实际上是找了一个托儿者，找了一个监护人。二是我跟着杨大爷和驴儿们一天到晚爬山梁串岭子，既强健身体，又能为极度缺乏燃料的炕眼门、灶火门源源不断地提供能源。由此看来这实在是一举多得的好事情。
　　杨大爷的官名叫啥谁也不知道了，可是全公社的人都晓得他是战斗英雄，是一名老红军，故都把他称做“老革命”。但我们孩子们是万万不敢直呼老革命的。谁叫老革命，他就会跟你激。老革命是一名孤儿，江西赣州人，十五岁时扔下了大地主的羊群加入了中国工农红军，参加过反围剿军事行动和二万五千里长征。途径陇中地区时与马步芳一股骑兵突然遭遇，在掩护某妇女团突围时，为救一名身负重伤的女护士，老革命不幸负伤。说来也奇怪，当他背着护士转移时，因为臀部翘得高，腿叉得又开，一枚子弹就不偏不倚地击中了他那珍贵无比的睾丸，背上的护士已经被敌人练成了活靶子，撕心裂肺的他同护士一起滚下了陡坡。他被抛向一片密集的酸刺丛林。天很快黑了，马匪军始终没找到老革命。
　　第二天，老革命被姓刘的穷人救下来，因失血过多需长期疗养耽搁了行军，再也没赶上革命队伍。索性就成为刘家的一口人，在我乡定居下来。
　　新中国成立后，经政府多方调查后认定，老革命系某红军连革命残疾战士，委托当地生产队在生活上和生产中给予充分照顾。既然先前是牧羊专业，就让他从事相近的工作，为生产队养马。姓刘的贫下中农有一女叫刘玉梅，正值青春妙龄，与老革命朝夕相处，互生爱慕之情。刘老汉已经辞世，人民政府派工作人员去动员玉梅嫁给老革命。派来的公社书记说，虽然老革命在年龄上大你玉梅十五六岁，但老革命是把健康献给了新民主义革命，你难道不把青春献给老革命？玉梅觉得服从党组织的安排没错，就和老革命成了亲。残疾的老革命十分感谢公社书记和玉梅，从年轻貌美到白发苍苍，玉梅，就是我的杨大奶她一直恪守妇道，忠贞不渝，一辈子愣是没生出一个娃子来，在那个年代是对老革命爱情事业最忠诚的报答。
　　老革命在放驴心情好的时候，一想到他的玉梅老伴，就会来学唱一串当地民歌（信天游）：
　　羊肚子手巾三道道蓝，想起了玉梅我泪涟涟。东山的糜子西山的谷，那达儿想你那达儿哭。你是哥哥的命蛋蛋，你坐在怀里我打颤颤。
　　老革命为何如此伤心落泪，想必是曾经的那罪恶子弹夺去了他裆下二两肉使他无法履行一个丈夫的生理职责的缘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