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红霞
主要人物
《女神》里有一个贯穿始终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可以视为郭沫若“自我表现”的产物，但这“自我”是与他心目中的整个宇宙、整个世界、整个人类社会融为一体的。在他的诗里，内与外，主体与客体，个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已经消失了界限，整个宇宙都在诗人内心情感与情绪的波动中辉映涌动着，而诗人的情感与情绪又在整个宇宙中滚涌着、流泻着。
《女神》中自我抒情主人公首先是“开辟鸿荒的大我”，即“五四”时期人们心目中觉醒的、新生的中华民族形象。郭沫若有着先于同时代任何作家的敏锐的洞察力，他最先感受到了“五四”运动中中国的新生和民族的觉醒。如《凤凰涅槃》，象征着古老中华民族的凤凰正经历着伟大的涅槃，浴火重生，诗中凤歌与凰歌以葬歌的形式结束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再以凤凰更生歌吟唱着一个自由的新时代的到来。
其次，这个“大我”是一个有着彻底的破坏力创造力的新人。这种“大我”的情怀，是古老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一种崭新的精神，也就是“五四”式的彻底、不妥协、战斗和雄强的民族精神。《女神之再生》中，“新造的葡萄酒浆不能盛在旧了的破囊”，“破了的天体,我们尽他破坏不用再补了”“待我们新造的太阳出来，要照彻天内的世界、天外的世界”——这些都是彻底的破旧立新的体现——于是，诗人笔下的我呼喊着：“一切的偶像都在我面前毁破。”这个“我”立在地球边上，呼唤着“要把地球推到”，“不断的毁坏，不断的创造”。于是一切的妥协中庸都没有了，代之的是彻底的民族精神的觉醒。
第三，这个新生的“大我”崇拜着自己的本质，热情的追求着自由的个性解放。《我是个偶像崇拜者》、《梅花树的醉歌》等诗作中处处体现着这种自我的自觉的呼声。“我崇拜我，我赞美我自己，我效法造化地精神，我自由创造，自由表现我自己，我创造尊严的山岳，宏伟的海洋，我如烈火一样的燃烧，我如大海一样的狂叫，我便是我呀”。这些激越的呼喊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人的自我价值得到肯定，自我尊严得到尊重，自我创造力得到承认。这无疑是对封建伦理的彻底的粉碎和伟大的思想解放。于是《女神》显示出的极端的自由状态，才能令人神往。这种民族精神与作家创作的自由状态的完美统一，使女神不可复制。
第四，这个时代的“大我”的目光，并不局限于中国，更关注到了全世界全人类。在《晨安》中，我不仅向着我年轻的祖国“我浩浩荡荡的南方的扬子江，我冻结着的北方的黄河问候，且向着恒河、印度河、红海、尼罗河，向着大西洋边的新大陆，天平洋上的扶桑致意”。这样的眼光和胸襟，在文学史上是前无古人的。
总之，《女神》个性鲜明的抒情主人公形象是一个充满青春朝气、热情洋溢，对自我的力量充满自信、对光明的未来充满向往的“五四”青年，他厌恶一切陈腐的事物，厌恶平庸无为的生活；憎恨现实生活的黑暗和冷酷，赞美一切新鲜的生命，崇拜一切具有旺盛生命力的伟大事物，同时也在自己的青春的生命力面前感到惊异和欣喜。动的精神、反抗的精神和创造的精神构成了《女神》的主旋律。
《女神》的成功在于时代的需要与诗人创作个性的统一。狂飙突进的“五四”时代需要用高昂热情的浪漫主义来表现，而诗人郭沫若正是“偏于主观的人”，艺术想象力极其丰富。个人的郁结，民族的郁结，在浪漫主义这里找到了喷火口，也找到了喷口的方法。《女神》中的自我抒情主人公形象，不仅是民族精神的符号，也是诗人自我个性与灵魂的真实写照。无论是诗中“我”对于理想的追求，还是放眼世界的眼光，都真实的反应了郭沫若热情、乐观、开阔的个性；无论是民族精神之“大我”，还是个人灵魂之“大我”，都因为作者不受羁绊的自由状态和彻底的创造性以及极端的浪漫主义，而显得不可复制，且恒久生辉。
闻一多评论《女神》说：“有人讲文艺作品是时代的产儿。《女神》不愧为时代的一个肖子。”
名家评述
1、讲新诗，郭沫若君的诗才配称新呢，不独艺术上他的作品与旧诗词相去最远，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二十世纪底时代的精神。有人讲文艺作品是时代底产儿。《女神》真不愧为时代底一个肖子。——闻一多
2、郭沫若在中国新文学史上是第一个可以称得起伟大的诗人。他是伟大的“五四”启蒙时代的诗歌方面的代表者，新中国的预言诗人。他的《女神》称得起第一部伟大新诗集。它是号角，是战鼓，它警醒我们，给我们勇气，引导我们去斗争。——周扬
3、沫若不只是革命的诗人，而且也是革命的战士，无论是他的著作抑或行动，都燃烧着烈火般的感情；在反对旧礼教、旧社会的战斗中，有着他这一位旗手；在保卫祖国的战斗中，也有着他这一只号角；在当前反法西斯的战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