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以后，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从整体上看，是以马克思主义史学为一统天下的。说它一统天下，并不意味着其他学派绝对没有生存空间，而是说作为中国现代史学主流的"史料学派"，从1949年以后基本上被人为地阻隔了。这种阻隔，对于那些在1949年以前就成名的史学家来说，它的伤害只是他们在很长的时间内不能按照他们已有的史学训练来做研究，但对于那些在1949年以后才开始学术生涯的史学家来说，在他们的学术生涯的起步阶段，就受制于单一的史学训练，这使他们很难在学术上达到前辈学者那样的境界。这也就是为甚么"中国现代学术是一代不如一代"的原因。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史学界开始反省近半个世纪以来在学术上的失误，到了90年代，已经开始向中国现代史学的起步阶段回归，其主要特徵就是：回到傅斯年。
傅斯年的史学观，简单说就是"史学即是史料学"，他认为史学家的责任就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只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他和史语所同仁所进行的学术研究工作，现在看来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史语所作为一个现代学术集团为中国现代学术提供了成功的范例，它的成功告诉我们，史语所虽然是一个国家体制化的研究机构，但因为他们的研究工作遵守了史学研究最基本的学术规律，所以他们在一个动荡的时代里所取得的学术成就是惊人的。那一代史学家的诞生和成长，开创了中国现代史学的新格局。从本世纪20年代开始，直到40年代，以傅斯年和胡适为代表的中国现代史学中的"史料学派"，本来已为中国现代史学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但因为后来中国史学的发展被马克思主义史学一统天下，不但使已有良好训练的学者不能在学术上再做出更大的学术成就，而且使新一代学者的学术训练走上了歧途。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第一代的五老（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吕振羽），由于早年的训练还是受史料学派的影响，所以他们早年的研究还可以说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稍后的吴、尹达、吴泽等学者，早年也有很好的学术训练，但他们后期的学术研究，特别是受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影响以后，则退步了；至于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如华岗、胡华、胡绳、何干之、刘大年、张如心等，他们的学术研究工作，现在看来很少能经得起时间检验。
1949年以后，对于资产阶级史学的批判，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批判胡适和傅斯年的史学思想，而且都是从批判"史学就是史料学"下手的。
1958年第六期《新建设》杂志曾发表过一篇〈批判傅斯年的反动的史学研究方向〉的文章，署名文瑾。这篇文章的主旨就是清算傅斯年着名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在中国史学界的影响。文瑾认为："这些旧史学留下的污毒，随时都在侵蚀马克思主义的史学阵地，使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研究工作不能很好开展起来，并阻碍着科学队伍的更快成长。为了史学工作的大跃进，我们必须大破大立，把资产阶级的史学研究方向彻底搞臭，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开辟更广阔的道路。"
同年第十二期《新建设》杂志又发表了胡如雷的〈廓清陈寅恪先生资产阶级史学观点的不良影响〉。胡如雷认为，全国解放以后，胡适派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已经威信扫地，但陈寅恪的资产阶级史学观点在史学界还有影响?quot;某些人对陈先生的迷信也还没有破除，有意无意间对陈先生的所谓'成就'进行宣扬，甚至渲染，传播开去，流毒无穷！明乎此，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