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启蒙，不要蒙启
①记者：您似乎对倡导少儿“读经”不甚以为然——“不反对”是吗？
李泽厚：我不欣赏“少儿读经”的做法，蒋庆先生公开谴责蔡元培取消读经。如果五四那批人是“启蒙”，那现在就是“蒙启”：把启开过的蒙再“蒙”起来。我“不反对”，是因为蒋先生是民间的自发活动，他可以尝试。
②记者：您怎看蒋先生的“李泽厚先生主张把公德和私德分开是不能成立的”？
李：公德私德之分是梁启超提出的。我主张培育宗教性道德，不赞成笼统提倡“读经”。儒家经典中许多道德与当时的政治法律体制和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天王圣明，臣罪当诛”等便是这种道德的核心内容。“四书”、《诗经》《周易》、《礼记》可选读一些，但《尚书》《春秋》也读背吗？《仪礼》、《周官》、《尔雅》也人人必读吗？不必。
我主张读点中国古书，不然我费时费劲写《论语今读》干吗？但反对不分青红皂白提倡“读经”，那样可能会从小培育旧传统政治体系需要的奴性道德。
③记者：从传统文化中可开出现代“尊重个人自由和权利，宽容多元”的文化之花吗？
李：不经改造，无此可能。
④记者：如何改造？您依然相信并坚持“西体中用”吗？
李：当然。争论关键不在应否提倡传统道德，而在于如何阐释这些道德和应否以此来排斥、反对建立在现代社会性道德，这两种道德有一致处，也有冲突处。我的“两种道德论”是为探求这而提出。
蒋庆先生根本否认现代社会性道德，似乎要回到“君、父、夫”具有绝对权威的的传统道德。三纲六纪是传统道德的核心， “中国首重三纲而西人最明平等”是严复的名言，看来梁启超、胡适、鲁迅、陈寅恪统统“跟着西方走”，都是蒋先生讨伐的对象。
⑤记者：《甲申文化宣言》认为，注重人格、伦理、利他、和谐的中国传统文化是西方文化的解毒剂，对“物欲至上、恶性竞争、掠夺性开发”有一定启示，您怎看？
李：我不认同。这希望的实现也许在二十二世纪，不在“当今”。如何解读“中华文化”也颇值探究。难道其他文化就没有那种品格吗？
⑥记者：近年思想界认为五四的“激烈反传统”为几十年后的“文化大geming”埋下伏笔。您认同吗？
李：不认同。五四是启蒙，“文革”是“蒙启”，两者在精神上背道而驰。五四激烈反传统是其他文明中少见或没有的，这恰恰与没有强大宗教背景的中国传统有关，是实用理性的中国传统精神的展现。
⑦记者：先生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里非常推重鲁迅。近年大陆学界“扬胡（适）抑鲁（迅）”思潮较流行，您如何看？
李：我喜欢鲁迅。他是文学家，给我以情感力量。
⑧记者：您主要是在“文学家”的意义上喜欢鲁迅吗？那作为思想家的他呢？
李：我并不完全认同鲁迅的思想，如他对京剧、对中医、对某些人的尖锐嘲讽等常失之偏颇、片面。但我接受和喜爱鲁迅对一切事物爱憎分明的情感态度，警惕旧事物特别是对披上新衣帽的旧事物，毫不留情地揭穿、打击。不能以理论体系和逻辑形态的思想家的标准来要求他。我们今天仍然需要他。
⑨记者：先生对中国目前文化领域的整体现状下一个简短的判语吧,和上世纪九十年代那句著名的“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