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为什么需要信仰?
何光沪
(1)我们的人心，有太长的时间片面地偏向理智，即狭义的而不是广义的理性。这种被国人视为“正常”的理智有三大特点：一、只从感观或直接的经验出发——所以不考虑看不见的东西；二、只从眼前或短期的算计出发——所以不考虑长远的事情；三、只从自己或小我的利益出发——所以不考虑他人或整体的利益，更不考虑自己与社会、自然、世界整体的关系。
(2)这正是无数的人随时在抱怨、又随时在卷入道德腐败在人心深处的根源——偏向于狭隘的理智，忽略了良心或良知、公平或正义、创造性或博大的爱心。
(3)人类本性不可或缺的、当今社会迫切需要的良知、正义和爱心，恰恰都超出了直接经验、短期算计和小我利益，它们涉及与他人、社会、自然和世界整体的关系，涉及大我、超验和永恒，因此它们最强大的保障，乃是超越于狭隘理智的信仰！
(4)著名作家梁晓声在中央电视台讲过一段经历：他在美国时，有一次要横穿马路，红灯亮了，但左右两边并没有汽车，他身边有位老太太也照章停下，安安静静地等候绿灯。他问了老太太一句：“现在没有汽车，为什么不走过去？”老人回答说：“也许，我们身后那栋房子里，会有一个小孩正在看街景。如果他看见我们走过去，以后照我们的样子横穿马路，也许就会出事。”
(5)前几天《检察日报》报道，一位清洁工人拾到几千元钱上交之后，因为付不起孩子的学费而向亲戚朋友借钱，那些本来真心答应过帮忙的亲友，却都翻了脸，认为拾金不昧再来借钱是“有毛病”！
(6)正如在一个遍地垃圾的地方，要坚持不扔垃圾是很难的，在好行为被视为“不正常”的环境下，要坚持与“常人”不同的好行为也很难。
(7)要把全国变成一个使人不忍心“扔垃圾”的地方，就要净化全民的道德“环境”。一方面，道德的最低要求应与法律连接(如在一些西方国家，“见死不救”属于犯法)；另一方面，道德的最高境界则与信仰相关(传统文明基本如此，但在现代，宗教“修行”只属自愿)。
（8)前一方面是说，道德环境的净化，需要确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原则；而这类法治原则的确立，又需要政治体制的改革。因此可以说，中国精神的重构，关键在政治改革，基础在人心提升。
(9)后一方面是说，道德环境的提升，不仅需要法律制度的支撑，而且需要精神信仰的指引。依靠“他律”的法律尚且需要某种信仰(对法律原则的内心服膺)，依靠“自律”的道德就更是如此了。因为人心的自我约束常常软弱无力，在传统礼俗衰亡而法治观念薄弱的条件下，“人心惟危”的状况必然出现。
(10)中国人自古信天。作为信仰对象的“天”，乃是殷人所称的“上帝”或“帝”、周人所称的“天帝”或“天”、历代所称的“天道”或“天理”最流行的通称。
(11)考虑到古人所谓“天理”对“良心”的指引，考虑到今人所见“无法”与“无天”的关联，结论就只能是：信仰的超越对象，可以有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