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站着读和跪着读
陈四益
我最怕读“圣人”写的书，就像我最怕同“圣人”或准“圣人”谈话一样。
老友晤对，促膝谈心，是很惬意的事，可以倾听，可以受教，可以辩难，可以反诘，哪怕争得脸红脖子粗，都无碍于友情，因为相互之间是平等的。同“圣人”或准“圣人”谈话就不一样了。他是“圣人”，什么都对，句句是真理，你只有唯唯诺诺，洗耳恭听．还要时不时地恭维几句，从心理上就有一种压迫感。何况，既然真理都在他手里，你就再没有思考的余地。剃头挑子，一头热乎，这样的谈话实在没趣。
读书，也如谈话，是一种心灵的交流。在大学学习时，一位老师说，读古人的书，同古人交朋友，是最没有危险的，因为古人不会同你争辩，不会告密，不会搬弄是非。我想，这话自有他的一份经验，一份道理。但是，也并不尽然。如果你读的是“圣人”之书呢?那就同样会有一种压迫感。因为社会已经将他封为“圣人”，将他的话奉为圭臬。你理解的要照办，不理解的也要照办，否则就是“非圣”，“非圣”就要杀头。这样的书读起来岂不扫兴？魏晋时代的嵇康，因为一句“非汤武而薄周孔”，让人抓住了辫子，丢掉了脑袋；明代的李卓吾，因为不赞成“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终于被加上“敢倡乱道，诬世惑民”的罪名，迫害致死，都是现成的例子。所以，相沿成习的办法是——对“圣人”之书，跪着读。跪着读，当然保险，但也就此禁锢了思想。中国历来多陋儒，多腐儒，盖缘于此。
然而也有例外，虽是凤毛麟角，却闪耀着不灭的光辉。汉代的王充，便是杰出的一个。单看他《论衡》中《问孔》、《刺孟》的篇名，就叫人提神。
“世儒学者，好信师而是古，以为贤圣所言皆无非，专精讲习，不知难问。夫贤圣下笔造文，用意详审，尚未可谓尽得实，况仓卒吐言。安能皆是?”
“追难孔子，何伤于义”；“伐孔子之说，何逆于理?”
这几句理直气壮的话，令人神旺。当然，王充生活的时代，孔子学还没有被神化得那么至高无上，所以他也还没有因此掉脑袋。到了后世，能够含含糊糊地说“于不疑处有疑，方是进矣”之类的话，也就很不容易了。更多的人，只能打着“圣人”的旗号，塞入自家的货色，大抵是跪着造反。
不但孔、孟这些钦定“圣人”，谁也不敢雌黄月旦，流风所被，就是一些行业圣人，也往往令人噤若寒蝉。
譬如杜甫，确实写了许多好诗，但任何一个诗人，哪怕是极伟大的诗人，也难免会有败笔。但是，一自杜甫被称作“诗圣”，他也便沾上了点圣人气。说到杜诗，大抵很少敢有不敬之辞。
不过，也有例外。
手头有一部《杜工部集》，是粤东翰墨园光绪年间刊印的五家评本。印工虽也精致，但并不是什么古本、善本。所谓“五家”，是指王弇洲、王遵岩、王阮亭、宋牧仲、邵子湘。各家评语，分别以紫、蓝、朱、黄、绿几种颜色套印。它的好处，在于评点诸家有站着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