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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达：社会的良心，时代的秘书
1988年11月2日，江苏某县发生了一起由于乡干部催粮引起农民喝农药自杀身亡的事件。霍达从一份文件中得知此事，春节前夕，她与人民日报记者高宁一起赶赴事件发生地采访。
到村子时天已黑了，当地干部没让她们进村。在村外一间废弃的空房里，她们终于见到了死者的妻子，一个普通农妇。她的丈夫因为不配合纳粮，遭干部捆绑，不堪受辱，服毒自尽。农妇不善言辞，只会哭：“我的男人死了，我没得用了!”当地干部口中的“那个男劳力”是她的全部，死了男人，她就真的“没得用了”，谁来为她伸冤呢？霍达把这呐喊写进了报告文学《民以食为天》。
《民以食为天》发表在《中国作家》1989年第4期，《报告文学选刊》1989年第6期转载。文章关注的是粮食问题。1984年我国粮食大丰收，使高层过高地估计了农村的经济形势，过高地估计了“包产到户”的威力，农业投入逐年减少。此后连续4年，粮食产量徘徊不前。一些地方干部为了完成粮食订购任务，甚至上门抢粮，干群关系紧张。与此同时，许多国家粮食减产，全世界面临粮荒。霍达以沉重的笔写道：“神农氏的子孙在寻找出路，我们已经不再具备‘失误’的资格。”“未来的10年、20年，如果再出现‘失误’，我们连纠正的机会都没有了!”文章面世，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
霍达另一部反响巨大的报告文学，是描写中年知识分子生存与死亡状况的《国殇》。促使霍达关注这一问题的人，是与她同住一幢楼的邻居高建民。高建民是北京市科学技术交流中心工程师，他以首创的“负特征角斜轧理论”，一反沿用百年的西方传统，独辟蹊径，设计出新型低成本、高效率的大直径与特大直径的无缝钢管轧机。1986年，高建民的这一创造发明已申请了国内外专利，一旦得以确认，我国在无缝钢管的轧制理论和应用上都将跃居世界领先地位。
然而，当他准备最后的答辩之际，却查出患有脑部胶质瘤。手术前医生问他：“你是要生存质量，还是要生存期？”高建民毫不犹豫地回答：“要生存质量!”
这一答案让霍达震动。她亲眼看见手术后的高建民戴着个帽子匆匆奔走，为他的无缝钢管进行最后的冲刺。没等到《国殇》发表，高建民就辞世了，年仅45岁。
与高建民接踵而去的，还有著名数学家张广厚、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演员王振泰、农大讲师谢以铨、北师大讲师徐志英，一个又一个，英年早逝。据当年统计，我国中年知识分子的死亡率远远高于老年人，我国中高级知识分子的寿命比全国人均寿命要短十年。在祖国经济腾飞的时候，中年知识分子群体的生存窘况让她悲愤，对此，霍达大声疾呼：“为了我们民族的前途，抢救我们的国宝!”《国殇》发表后，《新华文摘》立即转载，当年88岁高龄的冰心老人用“惊心动魄”来形容这部作品。
1984年，中英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中国政府将于1997年7月1日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这激起了霍达为香港写史的念头。
霍达初到香港时，十分艰苦。她早晨8点起床，有时走访到深夜12点才搭上地铁末班车回到住处。
香港有谚：“有钱到香港，没钱没话讲。”住在那里，步步要花钱。一次，丈夫来电：“钱还够吗？”“还够一张机票钱，我得回北京了。”“你箱子旁边的袋子里，我还放了一万块钱。”
就这样，又可以多采访几天了。
不是没有“借水行舟”的机会。有关部门曾介绍霍达给一位香港富豪写传记，不但可以轻松解决在港的房、车问题，还付给天价稿酬——500万港币，霍达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为写这部香港史，霍达让自己成了不折不扣的港史专家。在中英双方的档案馆、图书馆，她查阅了近千万字的文献资料。她对资料的爱护到了“强迫症”的地步：每份资料都要复印三份，一份传真回家，一份用快递寄回家，还有一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