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的闺怨诗中，有不少诗作是出自男性之手。这些男性诗人或以女性的身份和口吻代女性立言，或从男性主体的角度叙写闺阁中的女性。但无论从那个角度入手，都无一例外地表现出对女性不幸遭际和命运的同情，并在一定程度上抒写了闺阁女性郁积在胸的孤苦与幽怨。因此，有人把此类诗称之为“男性文化沙漠中的一片绿洲”。但是，任何一个男性诗人，他毕竟不是女性，所以他无法进入女性的经验世界中，女性独特的个人生活空间、独有的女性感觉和生理心理体验等，都是男性诗人所无法体察的。所以男性诗人闺怨诗中的女性形象，无疑都是男性主体异己的想象，她们被自觉不自觉地纳入了男性文化的历史编码中。盛唐诗人王昌龄是男性诗人中写闺怨诗的高手。他最为著名的《闺怨》一诗就是一个典型的男性主义文本。
闺中少妇不知愁，
春日凝妆上翠楼。
忽见陌头杨柳色，
悔教夫婿觅封侯。
诗的开头两句完全是从男性的视点来写女性的。后世的诗论者在分析这首诗时，同诗人一样，也总是无一例外地把第二句“春日凝妆上翠楼”中的“凝妆”作为首句“闺中少妇不知愁”的证据来加以解说。他们的理由很简单：“女为悦己者容”，一旦作为“悦己者”的男性（主要是指丈夫）不在眼前，其化妆的意义便不复存在。“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诗经•伯兮》）。因无男性欣赏，女性不必为悦己者而容，“懒妆”应是那些独守空闺的少妇们惟一理想的形象。而诗中的这位闺中少妇，丈夫离家出征，不在眼前，还浓妆艳抹，恣意梳妆，分明是不知愁滋味。这完全是以一种男性中心主义的眼光来审视女性的结果，女性始终被置于一个“被看者”的客体地位。男性中心主义者认为，女性是属于男性的财产，一个女人的价值只能为一个男人奉献，其美丽的一面也只能留给其男性主人公欣赏，一旦爱慕他的男性远离，其美色便暂时失去了意义。更有甚者，一些男性甚至还对他离家后女性行为、妆梳都要做出许多规定，比如不准化妆、不准外出等等，以免引起其他男人的非分之想。他们如同保扩自己的财产一样，保护自己的性特权。不然，男人出门在外，怎能放得下心呢？
王昌龄作为一个男性作者，在叙写闺阁中的女性形象时，带着一种处于社会性别支配地位的优越感，因而与女性抒情主体在内在感情上处于游离状态，很难做到水乳交融，他笔下的女性形象是男性视野中的女性形象，带有男性中心主义文化的色彩。他认为，闺中少妇“凝妆上翠楼”是“不知愁”的表现。在我看来，女性形象固然可以作为男性主体审美的对象，但女性毕竟不同于花花草草之类的自然审美客体，她兼有审美主体和客体的双重身份，一方面可迎合男性审美的需要，给男性以愉悦之感，同时愉悦自己。另一方面，在那个以男权为中心的封建社会里，当女性容貌衰减时，也会影响女性自己的心态。因为容貌衰减，即意味着女性资本受损，直接关联女性生存功利的大计。女性一旦有此忧虑，便会特别注意外在的修饰。君不见，甚至到了当今社会，不少女性，尤其是一些中年女性对美容、减肥、隆胸等还趋之若鹜，甚至为此遭罪受苦，仍乐此不疲吗？你固然可以说这是女性爱美悦己的一种表现，但仔细玩味，你便不难发现这种“爱美”的背后，其实隐藏着男性欲望化的审美眼光。这种修饰本身正是女性内心忧愁的一种表现，其中隐含着种种无奈和难言之隐。它折射出了男性中心主义文化对女性生命的一种潜移默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