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一国之主，却不惜以皇帝之尊，先后几次舍身佛寺为奴，再由皇室臣僚们用高价将他“赎”出。这种咄咄怪事，不仅在中国历史，就是在世界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其始作俑者，乃是南朝梁的开国皇帝—一梁武帝萧衍。
萧衍(464—549年)出生在一个世代信奉道教的家庭，博学多才，不仅对佛学、道学、儒学有精深的研究，在文学、音乐、书法方面也有一定的造诣，撰写了各类著作一千多卷，在历代皇帝中，算得上是个才子。
萧衍当上皇帝的时候，正值外来的佛教与一向被奉为正统的儒教和异军突起、土生土长的道教之间，为争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霸主地位，闹得不可开交。他从维护皇权利益出发，以一个皇帝所特有的机敏和狡黠，对三教的长短反复权衡，百般玩味，发现三教虽然旨趣不同，儒教讲忠孝节义，道教讲羽化成仙，佛教讲四大皆空，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要求人们接受现实，满足现状，安分守己，放弃反抗和斗争。从这个共同点来看，儒教要人们恪守伦理道德，道教劝人们不要计较得失，佛教把人们召向极乐世界，无疑是各有妙处，异曲同工。因此，在独具“慧”眼的梁武帝看来，儒、道、佛三教之间，不是矛盾，而是相通的，可以互为补充，相得益彰。基于这种认识，梁武帝提出了“三教同源”说，尊称三教的始祖孔子、老子和释迦牟尼为“三圣”，极力调和三教的矛盾，似乎三教同等重要，不可偏废。
然后，他仔细比较了三教异同优劣。觉得佛教的教义和修行方法，简便易行，对老百姓更具吸引力，所以，就想办法抬高佛教在三教中的地位，把佛教定为国教，把儒、道二教说成是佛教派生出来的，从而构建了一个以佛教为主体，以儒、道二教为补充的实用理论。
为了提高这一理论的说服力，梁武帝居然把周公、孔子和老子说成是如来佛的弟子，接受过如来耳提面命之教。三教始祖之间的关系本是三教弟子为在统治者面前争宠、刻意抬高自己教派地位而编造出来的，如西晋道士王浮，炮制出一本《老子化胡经》，说老子曾去西天，教化释迦牟尼，因而释迦牟尼是老子的弟子。佛门弟子当然不甘心受此侮辱。于是如法炮制，编造了佛祖曾派遣他的三大弟子——孔子、颜回、老子到震旦(中国)来传教这样一个典故，以示回敬。诸如此类信口胡诌出来的所谓典故，当然纯属无稽之谈!可笑的是，梁武帝竟然在他的堂堂《诏书》里，也深信不疑并加以袭用。除“三教同源”说之外，梁武帝还调和佛教内部般若学和涅槃学之间的矛盾，说般若是因，涅槃是果，二者互相依存，不分优劣。经过他这种解释，主张客观万有皆是“空(非有非无)的般若学和主张人人皆有佛性的涅槃学就统一起来了。在此基础上，他又把佛性纳入到儒家所讲的善性中去，用善性解释佛性，强调内心清明，平时行善，如此方能保全佛性，这便是所谓的“真神佛性”说的主要内容(真神即指人的善性)。
梁武帝提倡“三教同源”说和“真神佛性”说，试图把儒、道、佛三教融为一体，在儒学基础上建立起富于中国特色的儒化了的佛教，使三教更好地为其所用，以便巩固封建秩序，加强封建统治。梁武帝为调和三教矛盾所做的尝试，在中国文化史上，还是有一定影响的，它为隋唐时期的统治者消灭三教冲突提供了借鉴，再后来的两宋理学，也是沿着这条思想线索发展和完善起来的，不过，这是他始料未及的。
如果说，梁武帝抱着实用的奔度，在理论上为抬高佛教地位，调和三教矛盾所做的解释，大胆到信口胡编，无所顾忌的地步，那么，他在实践上的所作所为，毫不逊色，同样令人“刮目相看”！且看：
1．归佛受戒：梁武帝称帝不久，便于504年下了一道诏书，郑重其事地宣布：他从今而后，不再事奉道教，而饭依佛教。下过诏书后；梁武帝亲自率领僧俗人士两万人，在重云殿里手炒这道诏书，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