闾小波
三
世纪之交的中国
十九世纪以降，先知先觉的中国人始向域外(世界)投去惊异的目光，然由此再开“处士横议”之风。然而，十九世纪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多在静态的描述和平面的展示。而世纪之交作为“世界人”的梁启超对世界的观察，目的是为中国的定位明确空间和时间的参数，以确立一个切实的立足点。
中国之于世界，空间上处何地位呢？随着欧洲民族帝国主义掀起的浊浪奔涌东来，中国首当其冲。1899年梁启超作《瓜分危言》，棒喝国人，预言在世纪之交西方列强争夺的焦点将由非洲、拉美而移至亚洲。一年后，八国联军横践京门，梁启超认为这多少印证了他的预言。
1902年初，梁启超作《论民族竞争之大势》，将列强在亚洲的竞争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期在印度，第二期“重心点专集于中国”。与第一期不同的是，日本加入了帝国主义的行列：“今日茫茫大地，何处有可容日本人行其帝国主义之余地，非行之于中国而谁行之？”时下的英日同盟，黄白两种人握手以立于世界。结果，“岂非此新世纪中民族竞争之大势，全移于东方，全移于东方之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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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中国的内情而言，戊戌政变后慈禧的倒行逆施，为命运多舛的中国在新世纪蒙上了一层阴影。同期列强瓜分中国之论甚嚣尘上。1899年6月，梁启超应日本某大报之邀作《论中国人种之将来》，响应西方列强的分割中国之议。梁启超认为：“凡一国之存亡，必由其国民自存自亡，而非他国能存之能亡之也。”征诸欧、亚各国历史，各国之兴亡何尝不是如此。中国眼前的处境虽如此前之土耳其、印度，但中国人种有自己的“特质”：一、富于自治力；二、有冒险独立的特质；三、长于学问，思想易发达；四、人口众多，物产沃衍。这是“二十世纪我中国人必为世界上最有势力之人种”的内在根据。“有此四原因，规以地势，参以气运，则中国人于来世纪，必为世界上最有势力之人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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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西方民族帝国主义的挑战，梁启超主张：“知他人以帝国主义来之可畏，而速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以抵制之，斯今日我国民所当汲汲者也。”“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之国家而已。以地球上最大之民族，而能建设适于天演之国家，则天下第一帝国之徽号，谁能篡之？而特不知我民族有此能力焉否也？有之则莫强，无之则竟亡，间不容发，而悉听我辈之自择。”
如何才能“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呢？“欲实行民族主义于中国，舍新民末由”。为此，必须对国民进行民族主义教育，梁启超认为这也是世纪之交中国教育的宗旨。“今日之世界民族主义之世界也，凡一国之能立于天地，必有其固有之特性，感之于地理、受之于历史、胎之于思想、播之于风俗。此等特性，有良者焉，有否者焉，良者务保存之，不徒保存之而已，而必采他人之可以补助我者，吸为己有而增殖之。”在中国近代史上，梁启超以一部洋洋十余万言的《新民说》，率先设计了一个全方位的民族自我更新的蓝图。 中小学生语文题库，中小学学生语文试卷，就来<A hTTps://wEw.euzW.net/yUweNtiku/>易优语文题库</a>。
民族主义之生成，除了要培植自己的根柢外，还需要域外民族主义运动的刺激及民族英雄的示范，以唤醒同胞的民族意识。此间，梁氏写了《自治！菲律宾自治！》，对世纪之交菲律宾人民不屈强敌的压力而争独立称颂备至。《新罗马传奇》以文学剧本的笔法，“把俺意大利建国事情逐段摹写，绘声绘影，可泣可歌”。此外，他还作了《意大利建国三杰》(玛志尼、加里波的、加富尔)、《匈牙利爱国者噶苏士传》、《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等，这些作品几使同时代中国的青年志士心往神驰，不能自已。
在经济领域，由于二十世纪的巨灵——托辣斯已横空出世，“产业竞争”之时代正取代“铁血竞争”之时代。一国的强弱在于能否在产业界占一席之地位。中国当务之急，不是广结工会，发动罢工，进行消极抗拒，而应将中国的优势产业，如丝、茶、皮货、瓷器、纺织等“以托辣斯之法行之”，“使欧美产业界瞠然变色”。 语文成绩好，书法少不了，学书法，推荐<A https://www.euZw.net/miniform/type_3.html>易优少儿书法培训</a>
关于政府行为，是放任还是干涉？梁启超认为当前中国之弊在于本该放任者却干涉，反之亦然。他主张“治今日之中国，其当操干涉主义者十之七，当操放任主义者十之三”。此论虽抽象泛论，但就中国的现状、特别是在世纪之交的处境来说，政府自当该有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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