闾小波
一“世纪”一词的输入
欧洲各国大都以耶稣降生为纪年之始，每百年指一个时代。传教士东来后，在其出版的中文报刊大都标明公元纪年和以中国帝王年号纪年两种。中国在变法维新期间自办的报刊，如《时务报》等亦采中西两种纪年，但未见有以“世纪”作为百年的纪年单位。
戊戌政变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于1898年底创办了《清议报》。在该报的《叙例》中，梁氏第一次使用了“世纪”二字：
中国自古以来未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自此以往，其必有仁人志士，前仆后起，以扶国家之危于累卵者。安知二十世纪之支那，必不如十九世纪之英、俄、德、法、日本、奥、意乎哉？
这里日文中一些词汇如“支那”、“世纪”等同时出现在他的笔下。梁氏在世纪之交前夕第一次使用“世纪”一词，即坦露了心中的世纪关怀和中国关怀。
虽不能断定梁氏是中国用“世纪”之第一人，但可以确认的是，“世纪”二字是因梁氏之文而大行于中国。本世纪20年代末徐致靖之子徐彬讲过一段颇为中肯的话：“日本译自西洋之科学的名词及其它学艺之术语，如经济、伦理、哲学之类，皆为梁氏用入己文，此类译名，即随梁之文势而普习于中国。严几道氏虽极图自立，创译‘讲学’、‘名学’、‘爱智学’，然至今仍以不甚通透之日本译名最为通行。”其原因是“梁文有力焉”。
用“世纪”一词多少意味着接受以耶稣纪年这一事实，这无疑犯了中国历来以帝王纪年之大忌。此前受西方以耶稣纪年的启示，康有为首创以孔子纪年。1895年，康氏在沪办的《强学报》曾以“孔子卒后二千四百七十三年”作纪年，这不独遭到正统派奉今王为正朔的非议，甚至连思想较为开通的张之洞也为之震骇。若采“世纪”，纪年问题自然不能不辨。于是，梁启超于1898年底特作《纪年公理》，刊于次年《清议报》。文中指出：“《春秋》曰：‘诸侯不得改元，惟王者然后改元。’此其义何，凡设记号者，皆将使人脑筋省力也。故记号恒欲其简，不欲其繁。”其意在淡化纪年的政治含意。他认为各国相通后，应有统一的纪年：“当各国之未相通也，各自纪年，盖记号必不能暗同，无可如何也。及诸国既已相通，交涉之事日多，而所指之年，其代数记号，各参差不相符，则于人之脑筋甚劳，而于事甚不便。故孔子作《春秋》，首立此义，所以齐万而为一，去繁而就简，盖有精义存焉。问者曰：‘孔子以前纪年一乎？’曰：‘以左氏《春秋》、《国语》、《战国策》、《史记》各世家各年表推之，知当时诸国，各自纪年也。西汉诸侯王，亦各自改元，……东汉以后，孔制渐昌矣。’”反观欧洲，其情形亦与中国相似：“欧洲希腊诸国，各自改元。千余年前，犹沿此制，后乃定于一。以耶稣降生为纪，与孔子精意暗合，盖由繁而简，自然之理，人心所必至者也。”
梁启超强调，中国不应再以历代帝王之年号为纪年，应“归于一”：“中国之种，使从此灭绝为奴，不自立则已耳，苟犹自立，则纪元必归于一。”他觉得中国亦宜归于一教主，但不可归于耶稣。中国可法其生，不法其死，“以孔子卒纪，不如以孔子生纪”。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