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本是文物之邦、人杰地灵，南宋以来“尤成为衣冠人文荟萃之邦，学风盛极一时”（竺可桢语）。浙江大学源远流长，它的前身求是书院创办于1897年的，是中国最早实行近代科学教育的四所高等学府之一，以培养讲求“实学”(即“新学”、“西学”)的人才为宗旨，后改为浙江大学堂、浙江高等学堂，1828年改名为浙江大学。陈独秀早年曾在求是书院求学，邵飘萍、陈布雷、邵力之等都毕业于浙江高等学堂师范科。
浙大学生对民主、科学的追求深深植根在“求是”学风之中，“五四”以来的历次学生运动中，他们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1935年，浙大学生最早响应
“一二九”运动，12月11日就联合全杭州学生冒雪上街游行示威，并准备赴南京请愿。
校长郭任远勾结军警入校逮捕了12个学生自治会代表，因此爆发了驱逐郭任远的罢课斗争，一直持续了一个月，蒋介石亲临浙大平息学潮。为了缓和人心，他接受陈布雷的建议，任命竺可桢为浙大校长，从而揭开了浙大历史的新一页。
1936年4月，声望卓著的科学家竺可桢就是在前任浙大校长郭任远被学生赶走的背景下，在争得了校长独立用人权、当局不得干预的许诺后，走马上任的。这是浙大学生“一二九”运动中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果实。
竺可桢1910年赴美留学，1915年参加了赵元任、杨杏佛等发起的中国科学社，在《科学》杂志发表过不少文章。1918年获哈佛大学气象学博士后回国，先后在武昌、南京执教，在东南大学创建了中国大学中的第一个地学系，1928年起担任气象研究所所长，是中国现代气象学和地理学的奠基人。
上任伊始，他就发表了《大学教育之主要方针》的演讲（1936.4.25），要求学生“致力学问”、“以身许国”，提出“教授是大学的灵魂”，强调“运用自己思想的重要”，“大学所施的教育，本来不是供给传授现成的知识，而重在开辟基本的途径，提示获得知识的方法，并且培养学生研究批判和反省的精神”。他废止军事化的管理制度，学习西方先进的教育经验，继承并发扬蔡元培在北大实行的自由民主的办校方针，主张学术自由、思想自由、教授治教。
同时，他十分赞赏浙大所特有的自求是书院以来一脉相承的朴实严谨的传统学风，并把它概括为“诚”、“勤”两个字，称浙大“学生不浮夸，做事很勤恳，在社会上声誉亦很好。”(1936年9月18日演讲)
1938年11月，浙大西迁广西宜山时，竺可桢通过校务会提出以“求是”作为浙大校训，他说一方面要发扬光大求是书院以来的优良传统，一方面“求是”的英文是Faith
of
Truth，和哈佛大学的校训(拉丁文Veritas)“不约而同”。
1939年2月4日，他对一年级新生作了《求是精神与牺牲精神》的讲话，深刻、精辟地阐述了“求是”的涵义。“所谓求是，不仅限为埋头读书或是实验室做实验。”而要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精神，要有刻苦耐劳，富于牺牲的精神，“凭自己之良心，甘冒不韪”，以使“真理卒以大明”。“求是”就是追求真理、坚持真理，不惜为真理而献身，鲜明地提出要“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他列举布鲁诺为了真理被烧死在十字架上；伽理略年近古稀还要被迫认罪；达尔文、赫胥黎等为举世唾骂。“但是他们有那不屈不挠的求是精神，卒能取得最后胜利。”
他讲话后的第二天，日军18架飞机在浙大的临时校舍投下118枚炸弹。就是在如此艰险、严酷的条件下，竺可桢先生概括并提出了“求是”校训。
在他民主、自由的办学方向吸引下，在他的崇高人格感召下，浙大汇集了不少崇尚科学民主、追求真理、有真才实学、有社会责任感的好教授，在他们身上同样体现出浙大的“求是”精神。正是有了竺可桢这样的校长，有了费巩、王淦昌、
蔡邦华这样的教授，作为“流亡大学”，浙大才能在五易校址、历经五省、跋涉五千里这样颠沛流离的战争环境下，奇迹般地从抗战前只有文理、农、工3个学院16个系的地方性大学一跃而成为有文、理、农、工、法、医、师范7个学院27个系的综合性大学，不少专业在全国享有盛名，如物理、化工、农业、数学等，并创建了数学、生物、化学、农经、史地5个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