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成样子的怀念
王 蒙
在大六部口那个漂亮的四合院和陈设简陋甚至有些寒酸的房间里，我们从来只谈国家、世界、文艺大事。我说：“上个星期三，报纸上有一篇重要的报道……”
他说：“噢，不是星期三，是星期四。”
我为他水晶般的清晰吓了一跳。因为他是夏衍，比我大三十四岁，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候距离我出生还有七年。
他永远是那么思维敏捷，条理清晰，言简意赅，不打磕巴儿，不模糊吞吐，节奏分明而又迅疾，应对及时而又一针见血。他的这些特点使你不相信他是一个年近百岁的老人。
如果是第一次见面，你也许会为他的瘦削而吃惊，他这个人也像他的思想、语言一样，删除了一切枝蔓铺排，只留下提炼到最后的精粹。他总是明白透彻，一清见底。
他当然是绝对的前辈，然而他从来不摆前辈的谱。他早就担任高级领导职务了，然而他从来不拿哪怕是
一点点官架子。说起待遇，他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有一回他出差到某市，当地按照他的级别给他安排了房间，“那房间大得太可怕。”他说的时候似乎还“心有余悸”。八十年代初期，有一次邓友梅同志称他与另一位担任领导职务的老作家为“首长”，他立即打断说：“不要叫首长。”
他真诚待人，渴望吸收新的信息，对一切新的知识、新的动向感兴趣。在这方面，他永远不老。七十年
代中期，与世纪同龄的他居然半夜里起床看足球并如数家珍地作出评论，这真是一绝。
我第一次听他讲话是他在第四次文代会上致闭幕词。与一些官样的文章不同，夏老语重心长地讲了反封建与学科学，字字发自肺腑，字字是毕生奋斗经验的结晶，他寄大希望于年轻人，令人感动不已。
华艺出版社当时出版了一个“中国当代著名作家新作大系”。出版社领导要我求夏公给写个序。考虑到夏公的高龄，我起草了一个提纲供他参考。夏公给我写了一封信，说是各人文章写作风格不同，捉刀的效果往往不好，他无法使用我代为起草的提纲，他自己一笔一画地另外写了篇颇有见地的序言。他还对一个我们都很熟悉的朋友说：“按王蒙的那个提纲去写，人家一看，就是王蒙的文章么，怎么会是夏衍写的呢！”就这样，他老人家把我的提纲“枪毙”了。但为了“安慰”我，他声称他的序言里已经吸收了我的提纲。我也就假装得到了安慰和鼓励，心中暗暗为老人喝彩叫绝。
在大六部口住所的院落里，有两棵丁香树，一紫一白。一九九O年开花时节，我去赏花，从年轻时候起
我就喜欢丁香。夏老那天也高兴，拄着拐杖出来看花，看小猫在房上跑，他还兴致勃勃地说是它也喜欢石榴花。那场面很像是一幅水墨“新春行乐图”。
一九九五年元月初，我最后一次在他清醒的时候看望他。我们谈论的是社会治安问题与《人民日报》刊
登的胡绳同志的文章《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那天他精神很好，坐在椅子上谈笑风生。“说曹操曹操就到”，我们说着说着胡绳同志就进病房来看望夏公来了。据说那是夏公病情不好住院以来情况最好的一天。
倒数第二次与夏公的见面是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底。他那天十分疲劳，静卧在病床上。他已经卧床数日了。
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