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旦夕祸福。假如没有千禧年左右的那场风波，我家或许会是另外一副光景吧。
　　那时，父亲正在厂机关党办担任办事员。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国企改革正处于攻坚阶段。国家一声号召，千百万员工纷纷下岗，自谋出路。而当时的企事业单位机关却像个油泼不进，水滴不进的铁牢笼。任凭外面风吹浪打，里面的人依旧闲庭信步。“一杯茶，一支烟，一张报纸看半天”，这样的民谚足以说明，人浮于事在中国的各个机关单位绝对不是个例。
　　上世纪的后几年正是煤炭市场最疲软的时候。无证小煤窑的存在，三角债的盛行使得国有大中型煤矿丧失了成本优势，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举步维艰。一度，父亲的工资只能按70%发放。我那时又打算上寄宿制初中，对家里而言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在这种情况下，母亲对父亲说：“听说你们单位车间基层领导岗位待遇还不错，要不你给你们领导申请一下去车间工作吧？总这么在机关混日子也不是事儿啊！”
　　父亲同意母亲的看法，于是给上面写了申请。半个月后，一纸任命下来，父亲被任命为某车间主任。
　　刚刚到任时，父亲对工作兢兢业业。原先他可是厂里有名的，爱干净的“小青菜”，那时却时常穿着工作服和厚厚的胶鞋奔波于几个厂房之间，搞的满身又是汗，又是油。他与工人师傅们同吃同喝同劳动，有时机器坏了，需要检修，父亲就亲自到第一线盯着，不时向周围的师傅们请教着有关技术的问题。实在太累的时候，他就在车间厂房休息室的长椅上躺一会儿。
　　（二）
　　功夫不负有心人，没过多久，父亲就发现了一个可以为员工增加福利的好点子。
　　经过提纯的原煤时常留下一些煤泥，过去这些煤泥经常被当作废料弃之荒野，被风吹日晒，极大地污染了环境。而这些煤泥恰可以作为蜂窝煤的原料。在当时煤炭行业并不景气的情况下，若把每天产生的煤泥卖给蜂窝煤厂，再用换来的钱补贴大伙的家用，岂不是一件双赢的事情？
　　说干就干，父亲一方面积极出面联系厂家谈判，另一方面，向厂领导汇报这件事。不久，厂方就和一家有资质的蜂窝煤生产企业达成了协议。
　　可不知什么时候，父亲发现，原来堆积成山的煤泥，时常在半夜莫名其妙的减少。“没家贼引不来外鬼”，父亲经过长时间的明察暗访，果然发现车间的一名中层干部悄悄把煤炭偷运给另外一家没有资质的蜂窝煤生产作坊。
　　于是，父亲私下开始找那位“问题中层”谈话，坦陈过去的事他可以既往不咎，但今后这样的事情绝不能再发生。那“问题中层”在父亲面前唯唯诺诺，连连称是，可是背地里依然隔三差五地做着见不得人的勾当。
　　终于父亲忍无可忍，在又一次抓住问题中层偷运煤泥的事情后，忍无可忍，在班前会上点名批评了那位“问题中层”……
　　半个月后的某天，父亲的工作忽然就忙了起来。第一天他托人说自己要加班，第二天他又说到年底了，生产任务跟的紧；第三天，他依然说自己要加班。这终于引起了母亲的怀疑，于是到父亲单位去找父亲。
　　父亲果然不在单位，他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脸上一片淤青，胳膊上缠着石膏，腿上依旧有斑斑血痕。
　　显然，父亲被人打了。那天他值班，吃过晚饭回单位的途中，忽然路边冲出十几个彪形大汉，把父亲的头蒙上。一顿乱捶…。就这样，父亲不省人事地在路边躺了好久，才被好心的路人送进医院。
　　母亲看着病床上的父亲，只是哭。公安机关说，没有切实的证据证明父亲到底是被谁打的。厂里的几个领导腆着肚子，纷纷来看父亲，对他的遭遇表示深切同情，然后话锋一转：“这事儿发生在厂外，算不上工伤。您也知道，厂子目前正处于困难时期，当然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只能报销您少量的医药费。您是老党员了，也算是厂里的老员工了，组织替您想，您也要替组织多想想啊……”
　　病床边，母亲在呜咽；病床上，父亲一声长叹。
　　（三）
　　2000年是龙年，年初，国家有关部门开始了对小煤窑的全面整顿。煤炭市场的情况大为好转。而恰恰是在煤炭市场刚刚“龙抬头”的五月，父亲却被降了职。官方给出的原因是民主评议干部不合格。而顶了父亲缺的，不是别人，恰是那个被父亲批评过的“问题中层”。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个电闪雷鸣的夜晚，父亲接到一个电话，知道自己被降职的消息。他手一哆嗦，电话机的听筒狠狠掉落在地上，发出清脆的声响。
　　夜空中，一道闪电袭来，紧接着一声惊雷，大雨像憋了好久，顷刻倾盆而下……
　　雨后的清晨，我陪父亲去广场上散步，我“小大人”一样地劝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