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是书籍的窗口，透过这个窗口，可以窥见作者的思想与旨趣。先秦诸子著书时，一开始仅题写篇名，并没有冠以全书书名，他们的书大都是以单篇的形式流传于世。所以《史记》在称引管子、庄子、屈原等人的著作时，都是只有篇名而无书名，如：《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说韩非子“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馀万言”。先秦诸子的著作，大多由后学编辑而成，常冠以“某某子”，如《老子》《庄子》等。
战国末年，书名渐受重视。目前已知最早有自命书名的，当为秦相吕不韦所编的《吕氏春秋》。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校理群书，进行了我国第一次图书整理、编目工作，书名受到系统关注，但一些古籍仍然没有书名。如司马迁所写的辉煌巨著完稿后，就没有书名。东方朔称其为《太史公》，而时人又称《太史公记》或《太史公书》等。“太史公”是对司马迁所任官职的尊称，并不能称为书名。直到魏晋以后，才因该书中多次出现“史记”一词而最终定名为《史记》。
汉魏以后，私家著述蔚然成风，学者著书无不自撰书名。这些书名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与作者有关，一类与内容有关。
与作者有关的书名，多为表示著者和作品的关系，在古书中运用得很普遍：
一是以作者的姓、名、字、号命名的。如唐代杜审言和李商隐的集子分别称作《杜审言集》《李商隐集》，“渔洋山人”是清代王士祯的号，他的诗话就被命名为《渔洋诗话》。
二是以作者曾任过的官职或封号、谥号命名。东汉的蔡邕曾任中郎将，其文集即名为《蔡中郎集》；魏国的嵇康当过中散大夫，他的诗文集就叫《嵇中散集》；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的封号是“鲁公”，他的文集就被命名为《颜鲁公集》，等等。这是古人为抬高作者身价的一种命名方式，在古籍中占一定的比例。
三是以作者籍贯、生活地以及读、著书场所命名的。如唐代韩愈祖籍在昌黎（今辽宁义县），因而其书名叫《韩昌黎集》；宋代陆游曾在四川做官十年，十分热爱蜀地，就将自己的诗集命名为《剑南诗稿》；清代蒲松龄在路边搭建茅亭，取名“聊斋”，过路人只需讲讲故事、传闻便可享用茶水，蒲松龄将听到的奇闻异事整理成文，就是《聊斋志异》。
四是以与作者有关的时间命名。如唐代白居易和元稹的诗集都是在唐穆宗长庆年间结集的，所以分别命名为《白氏长庆集》和《元氏长庆集》；宋仁宗嘉祐年间，欧阳修曾力推苏洵的诗文，使苏洵文名享誉天下，所以苏洵就将自己的诗文集题名为《嘉祐集》，以纪念自己见赏于文坛领袖欧阳修的往事。
五是以书名寄寓作者的情志。如南宋文天祥就将逃离元营南归途中所写诗集命名为《指南录》，喻示他的爱国之心永远像指南针一样，忠于南宋朝廷；明人熊人霖在浙江义乌受灾后去当地做官，披星戴月地为百姓做事，他就将在这期间所写文字结集为《星言草》，抒发了自己的拳拳爱民之心。
根据作品内容起书名的现象也很普遍。这类书名开门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