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的文明是由理性筑建而成的,与华夏民族截然不同的是,中华民族是由舆论与情感融合的古老种族。理性使生活更具逻辑性,情感让社会成为有爱的天空。面对理性与情感,必须结合时代特点与特殊的传统文化来分辨,故在东西方的文化差异,形成了中国人特有的焦虑。19世纪英国著名作家史密斯?狄更斯在其作品《双城记》的开篇中写到,“我所讲述的是那样一个年代的故事:那个时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个时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个年头是智慧的年头,那个年头是愚昧的年头;那个时期是信仰的时期,那个时期是怀疑的时期;那时的季节是光明的季节,那是的季节是黑暗的季节;那时候是希望的春天,那时候是失望的冬天;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似乎什么都拥有,与此同时,我们却一无所有。在那样的年代里,我们每个人都在朝着天堂直奔而去,我们却又全都向着地狱一路迅跑——简而言之,那是一个权威人士们唧唧喳喳要用形容词的最高级来形容它的年代。那个年代是跟现在的情形非常相像:说它好,只能用形容词的最高级来形容;说它不好,还是只能用最高级来形容。往前推三百多年,另一位更著名的英国文豪威廉?莎士比亚在他的戏剧《哈姆雷特》中借剧中主人公哈姆雷特之口也说了一句千古名言——“活着还是死去,这可真成问题!”我们已经发现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现代化进程越深入,人类的焦虑越严重。黑格尔认为,人类文明的过程就是理性发展的过程。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观点,现代化就是理性化。高速发展的理性把人类推向自我强迫和自我反强迫的境地;理性还不能解决人性中最核心的问题:道德观、价值观、意义感,以及生命的终极关怀等。焦虑是产生于理性而脱离了理性的轨道的一种情绪焦虑。人类的理性越发达,焦虑越严重。传统中国人悠游于“理性不足,情理有余”的传统文化氛围中,并不产生明显的焦虑。中国进入现代化进程和社会转型后,即处于汤因比所谓“挑战与应对”的态势,中国传统文化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危机。面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人文化人格基础上,应提出构建中国心理学和心理治疗学的基本理念,创立符合中国人文化心理的治疗模式及整套治疗:情理治疗。理性与情感的纠缠,爱与恨的冲突,仿佛演变成了无形的硝烟,漂浮在不远的上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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